政府购买服务对现行社区体制是冲击和颠覆

　　作为深圳市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试点，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其项目化运作、综合性服务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项目2008年4月启动，是深圳妇联设计、组织、指导开展的一项立足社区、以满足妇女儿童和家庭多元化需求为目标的社会公益项目。2011年，在项目基础上，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一社会组织成立，并通过专业社工机构运营这一服务品牌。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总干事孙亚华向本报介绍，多年以来，该服务中心在深圳市福田、南山、龙岗成立多个试点，借鉴香港经验，以政府购买公益性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引入香港社工督导，配备多名专业社工，建立了“社工+义工”的服务运作模式。

　　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试点，2011年8月1日，在花果山社区挂牌成立了阳光家庭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开始试运营，2012年4月1日正式运作。

　　“对现行社区体制是冲击和颠覆”

　　《21世纪》：对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以及推进社区自治，你有什么看法和期待？

　　孙亚华：最近跟有关部门交流较多，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引入社会组织来承接服务，这肯定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也是一项具革命性意义的举措。

　　过去政府定位是全能的，这就导致所有的工作往下压，社区工作站就处于最基层，压力特别大。虽然政府基层工作人员很辛苦，但是老百姓并不说好。

　　如今服务中心承接政府服务，是要向居民负责的，因为我们能否留下来，源于居民的评估，而不是单由某个领导说了算。我们要努力“讨各方欢喜”，才能生存。

　　对于社区服务中心的未来，我希望做到更精，而不是更多。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在深圳有70多家。

　　设立社区工作站在深圳整个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点不容否定。但是，成立了社区工作站后，推动居委会社区自治的目的目前还未达到。而现在把社区工作站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的方式，可能会为推动社区自治做好基础。

　　现在社区自治方面，新疆克拉玛依是做得比较好的，他们社区居委会的选举真正实现了公选，待遇也相对较高，且被选举的居委会成员全部是专职的。对克拉玛依的做法，民政部也比较肯定。

　　《21世纪》：花果山的改革对于全国而言有何革命性的地方呢？

　　孙亚华：首先，它对现行的社区体制是一种冲击和颠覆。因为欢迎花果山模式的是居民，而反对的则是体制内或者说体制边缘的人，比如说其它社区工作站，因为让他们有一种危机感。

　　其次，一直以来，特别是基层的一些工作，政府既当服务员、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这种模式使得政府工作没办法做好。交给社会组织，政府便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或仲裁者，来监督服务。

　　另外，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事实上，2011年8月，社区服务中心已经承接了工作站办证类的服务。在有些街道的行政服务中心或者大的社区工作站，单办证的工作人员就有十五六人，并且各部门分开办理，这样会导致人力成本高，工作不均衡。而如今在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在深圳率先开展起综合式窗口服务——一个窗口可以承办所有业务，这样效率提高很多。

　　目前，深圳市还有几个区已经在准备做类似的尝试，想在花果山的基础上再有创新。

　　社区治理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解决：一是社区自治，居委会必须是真正的民选；其二就是去行政化，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黄立新只做了这一件事，就是把社区工作站这个行政末梢砍掉了，但是这两件事必须都要做。

　　居委会和社区服务中心人员“双向选择”

　　《21世纪》：以南山区社区工作站为例，现有人员大概有四五千人，若是都取消社区工作站，这些工作人员会否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孙亚华：如果换做我，我会鼓励这些工作站全部撤掉，同时鼓励社区服务中心做大做强，让它有更多的能力去安置这四五千人。

　　目前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总共有60多人，现阶段花果山社区是我主要项目之一。而此前花果山社区工作站的11个工作人员秉着自愿的原则都转给我了。原先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可与社区服务中心“双向选择”。

　　实际上，之前花果山社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也在评估是否来我这边的社区服务中心，主要关心首先的是薪水：现在这边的工资会比他们原先高一点，本科生四千多，专科生三千二左右（包括个人购买社保的部分，如果加上单位为其购买的社保，实际工资要达到四千多）。单位替个人购买社保的这部分钱，不计入其收入，但是我们在核算人力成本的时候会计入人头费里。

　　二是如果不过来，街道办是否会安置。

　　很多人认为他们不愿意转过来，认为无论是否有体制内的身份，但傍着政府就很安心。看似有很多人觉得能够和政府绑在一起有保障，或者身份地位比较高，但实际上未必。

　　“不擅长的业务不会接”

　　《21世纪》：社区服务中心设计的功能有哪些？

　　孙亚华：我们把原来的社区工作站一百多项业务经过梳理，把一些类似于执法类的业务（工作站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不能）交回了街道。我们留下的大概15个大项目中，实际又涵盖了六七十项小的工作。像人口计划生育项目就包含数据、宣传、发放药具、入户排查等多个小项目。

　　另外，基于共识，我们服务中心接下了窗口服务。大运会期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来到花果山，针对老人或其他人群开展的常规性服务并没有引起关注，但是他对窗口服务非常赞扬，他表示政府有一些服务类的工作是可以交给社会组织来办，而且可能办得更好。

　　在深圳政府系统里，有很多窗口服务由拿着几千上万元工资的公务员在干，且工作效率不高，效果也不好。我认为办证服务是可以外包的，这并不存在很高的技术含量，政府只要把握住公章这一关键环节就可以了。

　　《21世纪》：社区里的安监和城管职能跟街道办有什么区别？像安监、城管等纯行政管理的工作，有多大可能从社区工作站上收而完全由街道办来做？

　　孙亚华：从执法和宣传保障的角度来讲，社区更多应该是在社区内部通过安全宣传灌输安全文明生活意识。而真正涉及执法类，政府公权力的行使，街道是不应该下放的。

　　严格意义上讲，街道办是最低层级的政府派出机构，最基层的行政体系，而社区是自治的，所以街道办不应该再往下压行政管理。

　　但事实情况是，有一级就往往要给自己建一个下级。

　　《21世纪》：你对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个NGO的定位是全能还是专业的？

　　孙亚华：我们不可能大包大揽，变成一个全能的机构，如果某个业务不是我们擅长做的，我们根本不会接，更不会去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