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未结束的贫困与不可复制的试验

　　“计划生育工作难做呐，”这位基层官员说，村庄里，儿子多，意味着父母每年能有几万元的务工收入入账，而那些生女儿的家庭，若女儿不漂亮，不能通过嫁人改变命运，往往都会陷入贫困。

宋菁 第十三段 第二站 毕节

　　去毕节，绝不会是一趟愉快的旅程——这里没有铁路，高速公路也还未建成通行，山路颠簸，乘车环境肮脏。

　　12月的山岭里，湿冷的空气一接触车窗便形成厚厚的一层水雾。“再过些天，路面凝冻，车就进不来了。”王朝柱（音）时不时用毛巾抹一抹玻璃。

　　王朝柱敦实黝黑，是土生土长的毕节人，开出租车已近7年，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母亲在毕节威宁县秀水乡种玉米和水稻，每年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一家人的口粮。

　　毕节曾经是中国最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下结论：毕节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生态恶化、人口膨胀，不适宜人类居住。

　　1988年，时任贵州省省委书记的胡锦涛提出成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准，1989年，试验区又添上人口控制这一主题。也从那一刻，大量的政策、资金以及项目开始向毕节聚集，各路部委、央企以及民主党派也在此展开对口扶贫。

　　经过20年，毕节贫困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但攻坚战仍未结束。直到今天，880万口人的毕节，仍有超过250万的贫困人口。

　　离家的人们

　　王朝柱只念完小学一年级，就回家种地了。王家那三亩薄田收上来的玉米都用来喂猪，稻谷还不够一家人糊口，饥饿对王朝柱来说，不陌生。

　　1985年，新华社的那篇著名的内参这样描述毕节的贫穷：“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全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了。”

　　毕节大部分的年轻人，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背井离乡。

　　40岁的王朝柱，算是走得不远的那一个。15年前，王朝柱到毕节市区也即现在的七星关区务工，这里距离老母亲居住的村寨只有大约3个小时的车程。

　　王朝柱的弟弟目前在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开泥头车，兄弟俩每半年往家里寄一次钱：“不寄钱，老母亲和寄养在这里的两个孙子就得挨饿。”王妈妈已经六十多了，每年种地收获的玉米和稻谷不足1000斤。

　　王朝柱开计程车，一个月有3000元的收入，他说，现在一个月赚的钱比过去一家人种一年地的收入还多。

　　王朝柱只是一个缩影。在毕节扶贫超过10年的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郭勇说，毕节800多万人口中，有近200万长期在外务工。

　　毕节一位基层官员说，这20年来，外出务工，是毕节人改善生存境况的最重要方式。

　　2009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期间，大方县坪寨村多户贫困人家就无力支付房屋改造的费用。上述官员说，农信社提供了贷款帮扶村民，人们通过外出务工偿还债务。

　　他说，那些外观整洁亮丽的白色两层小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有些人家就砌了个水泥墩子当桌凳。

　　“计划生育工作难做呐。”这位基层官员说，村庄里，儿子多，意味着父母每年能有几万元的务工收入入账，而那些生女儿的家庭，若女儿不漂亮，不能通过嫁人改变命运，往往都会陷入贫困。

　　虽然已经不再为吃饭发愁，王朝柱的日子仍然不好过。王朝柱的妻子病了，一直查不出病因。唯一宽慰的是，没有为住房发愁。他们一家人住在毕节市郊岳父的老房子里。

　　一道分水岭

　　毕节扶贫办公室总经济师胡松认为， 1988年毕节试验区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

　　官方的数字佐证贫困正在改善。毕节试验区设立前的1987年，毕节的贫困人口高达345万人，贫困发生率超过65％。当时，国家划定的贫困线为人均纯收入227元/年。2011年末，毕节的贫困人口为250.0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3.54％。当前的贫困线标准已经调高至2300元/年。

　　胡松认为，毕节已经初步完成了“饥寒型”向“温饱有余、尚不宽裕”的历史转变。

　　秦港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典型。秦是七星关区鸭池镇下坝村的村民，1989年开始外出打工，2006年，回乡养鸽子。他拼凑了30万，租了两亩地，搭建了鸽棚，买了千把对种鸽。

　　那一年底，大风吹翻了鸽棚，秦港的30万元化为乌有。

　　次年，省市的农业和科技部门先后拨出22万元，帮助秦港重建鸽棚，建立合作社。现在，乳鸽在毕节市区的饭馆里供不应求。下坝村已有62家人参与养鸽，合作社一年能实现100万元的纯收入，秦港一家的年收入达到17万元。

　　秦港说，近6年来，返乡的男人越来越多，“过去有70％在外务工，现在有70％在家找活路。”受益于房地产业的兴盛，下坝村的超过六成的男人们在毕节市区工地上挖地基，月薪超过3000元，这比他们在珠三角打工要挣得更多。

　　秦家的收入在下坝村算是中等偏上水平。一个在毕节人尽皆知的创富案例是，金沙县的一户杀猪户，通过开采煤矿，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架私人飞机，每月还支付飞行员30万元的薪水。

　　沿海经济的繁荣、毕节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是毕节贫困问题得以改善的根源，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生活的改善得益于政府的征地拆迁。当地一位官员说，就在不久前，毕节十多位拿到拆迁款的农户团购50万元一台的奥迪Q5，以致贵州地区该车型脱销。

　　修路、兴建工业园以及发展房地产都在征用农民的土地，拆迁的农户们大部分都拿到数百万元的补偿款，毕威高速的修建甚至拆出了几户千万富豪。几乎从未拥有过如此大额的现金的农民们，有些人选择迅速将这笔钱挥霍掉。

　　一位曾在某乡挂职一年任副乡长的公务员告诉记者，他亲眼看见一些拿到补偿款的农户，用撒玉米粒赌单双的方式，在数日内输光了全副身家，再想返乡种地，却连土地都没有了。

　　失地农民的二次返贫的现象已经引起胡松和他同事们的高度关注。他说，针对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正在展开，政府希望能尽量安排失地农民农转非，就地打工。

　　破解贫困的钥匙

　　由于还有250万的贫困人口，毕节的扶贫仍未根本解决。当地官员说，毕节贫困问题的解决，或许能帮助中国找到破解贫困的钥匙。

　　毕节贫困状况的改善当前得益于大量的“输血”。毕节试验区成立后，中直机关和民主党派开始定点帮扶，资金的投入也在加大。

　　毕节每年获得的扶贫资金包括三个部分，国家发改委的以工代赈款，民族宗教委员会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以及中央以及省一级财政下拨的扶贫专项资金。“2000年以前，国家主要通过信贷扶贫来支持，之后，无偿的财政拨款是主流。2001-2010年间，毕节总计获得扶贫资金21.48亿，其中，中央财政拨付了19.34亿元。”胡松说。

　　这些资金投向三个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的培训以及最为重要的产业化扶贫。“今后的资金将更多投向第三块，”胡松说，生态移民也是未来扶贫的投向之一，用于将过于分散的村民从实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深山里迁徙出来。

　　一位在当地扶贫的民主党派人士对此认为，“政策资源这样的高度集中，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毕节模式对决贫困或有参考意义，但却难以复制”。

　　不过，据参与了国发2号文起草的一位核心专家透露，未来，中央对毕节的支持不会削弱。他透露，国家即将出台一份《毕节试验区发展规划》，有两点已经得到高层口头同意，一是凡是国家未明令禁止的，毕节试验区都可以尝试，二是凡是别的地区享有的优惠政策，毕节试验区一概自动享有。

　　胡松说，中央新一轮的扶贫攻坚计划中，贵州有10个县纳入扶贫攻坚主战场，毕节的7县一区中，除了金沙县，其他7个县区全部纳入。“没有毕节的小康就没有贵州的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小康。”胡松说，贵州省近期提出，2020年要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王朝柱9岁的儿子乐乐一直跟父母在身边，他没有像弟弟弟媳那样，把孩子寄养在老母亲那里。王朝柱每个月挤出400元钱，给乐乐请了家教，他说，这3200元一年的家教钱不能省，“我们一家都是文盲，我不要儿子再做文盲，再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