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提高医治效率而不是控费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据卫生部消息，2013年中国农村医疗保障重点将向大病转移。肺癌、胃癌等20种疾病全部纳入大病保障范畴，报销比例不低于90%，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将达到340元左右，新农合资金总额增加到2700亿。

新医改，简单来说是为了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如何保障和提高民众的医疗，新农合的大病医保就是如此。中国老龄化程度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一般寿命变长慢性疾病的医治概率就会上升，将出现巨大的疾病需求，我们称之为“霉需”。第二个问题是，“霉需”肯定会冲击医疗保险，那么就要有控费的思路。控费有各种方法，当然目的是能在总费用控制下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比如按病种付费，比如发改委觉得中国的医生劳务价格太低，药价太高，于是就不断提高医生劳务价格、不断要求医药商家降价，或者引入各种采购竞标制度。所以股市上面医药板块尽管比较抢眼，但是，限价降价强制要求其实对企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让医疗机构和医生有积极性，比如鼓励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的各种改革，慢慢允许医生自由执业、轮转执业，甚至以后像美国一样，一些有名望医生完全脱离医院体制，做手术的时候租用医院的手术间即可。

仔细思索就会发现，三个问题的主线还是“霉需”，即使发改委不断控制药物价格，也架不住需求量的井喷，以量换价。老龄化导致的“霉需”是一股无法遏制的力量。

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农村居民的“霉需”会有相当部分转变成城市居民的“霉需”，那么这其实是水平提升的，因为城市人口的医疗支出要显著高于农村。

那么医院和医生的改革是否会降低“霉需”的支出？不可能，事实上针对医疗服务的任何改革，它最大的功能是提高了医治的效率，而不是能节省总成本。对医生和医院的改革，一定是扩大他们的自主权和提高责任心。他们会更灵活地执业，提高技术和改善服务态度，也会购买责任险，刺激保险市场。但是想想，以后富人医院和高级私人医生的出现，怎么可能降低“总霉需”的支出？其实，庞大而成熟的经济体，医疗都是占国民经济相当大的比重，美国甚至占到了吃惊的1/4以上。中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形成巨大的“霉需井喷”，随后又变得平稳，而在未来30年内任何控费都是难以为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