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不应拒绝域外大国

周边外交一直是我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周边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与时俱进，实现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转型，需要我们不断拓展思路，转变理念。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国的国内活动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地理区位邻近、相关往来密切的国家产生外部性，仅仅依靠一国的力量很难将这种外部性内部化，必须通过加强国家之间在区域范围内的集体行动，共同提高地区公共产品来加以应对和克服。近年来，中国按照自己的能力、责任和权利相一致原则开始尝试参与提供了周边地区公共产品。

但是，由于亚洲地区所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非常复杂而多样，外部力量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特别明显，地区内部差异颇大，因此总体来看，整个地区的产品供应不足。有些地区公共问题的存在对我国发展极为不利。如中亚地区的毒品泛滥，最终将影响到我国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并加剧地区恐怖主义在这一区域的蔓延。又如地区油气资源的竞争，也将危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地区公共问题中的有些跨国负外部性也是由于我国未能有效将其成本内部化，从而影响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如我国的空气和水污染、中国在跨国流域上游的水电开发等。因此，从中国自身长远利益和地区整体利益出发，中国必须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更加积极地主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有时甚至承担超出本国短期收益的成本。因为一国的收益，不能仅从经济上计算，而且应该从政治关系、地区信任、国家声誉几个方面综合考量。

虽然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强调的是集体行动，但如果一国对某种地区公共产品偏好水平远远高于区内外其他国家，或是地区公共问题对其造成的影响巨大，具有一定实力的地区大国往往也会独立承担产品的供应，通过容忍其他利益相关国“搭便车”的成本来实现地区治理，并获得相应的政治声誉补偿。中国应在周边关乎中国发展的一些重点关节点上，主动承担一些地区公共产品建设的成本。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俄两国在对组织的经济功能定位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俄罗斯希望通过由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参与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为主体来推进区域经贸合作机制这一地区公共产品，其目标和效率都比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同类产品高，其一体化目标是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货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而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为此，中国若要促进自身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使得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功能得以强化，就必须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经济类公共产品建设方面主动，甚至在启动阶段单独承担融资成本。

此外，由于地区信任还存在一定障碍，外部力量与本地区具有外部性交汇，因此中国参与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除了主动承担责任和成本，还应该有意识地关注地区社会领域的产品需求，通过提供许多关切地区民生和整体福利的产品，获得地区民众对华好感和信任，从而为我国构建和谐周边奠定民意基础。在现有的信任基础上，除了危机爆发，在一些高政治和敏感领域，中国主动提供公共产品的民意基础还不牢固，容易引起一些怀疑和猜测。例如，在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基础上扩展为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就遭到了域外大国美国和地区大国日、韩等的消极应对。中国应该顺应这种情况，积极倡议并主动提供地区社会领域的公共产品。如提升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地区禁毒机制的能力，帮助中亚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国家治理贫困问题、改善亚洲地区的环境生态。特别是要鼓励中国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切实改变我国“走出去”战略过于注重经济，忽视当地民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可以鼓励中国企业在中亚等国建立希望小学，开展扶贫援助和志愿者活动等。总之，选择从一些低政治、非敏感的领域率先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更容易为中国赢得应有的尊重和信任，并以此形成良性的、善意的循环效应。

当然，中国积极参与，并主导某些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绝不是要独自垄断地区利益，谋求自己的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因此，中国在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方面一定要坚持开放的多边主义，除了与区内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紧密合作外，不排挤任何国家，并欢迎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在促进地区公共产品建设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处理好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关系，努力寻求中美之间在亚洲地区的利益汇合点，共同参与亚洲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时，由于地区公共产品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国内建设的，因此一个能够参与地区合作，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国家必须同时也是一个国内公共产品供应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地区一体化不断加强的今天，地区公共产品实际上是国内公共产品理念和思路的跨境延伸，在建设国内公共产品时应该具备更为开放的地区视野，把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纳入到国内公共产品的完善和提升轨道上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现实周边外交战略转型，积极倡议、主导和参与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应与国内改革和制度化建设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