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是条生命线

　　记得在去年广州“两会”的会场上，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讨论曾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也许是去年广州有关部门表示要调整又至今没有调整，今年广州“两会”还未召开，已有市政协委员前往探视外来工，了解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有陪同政协委员“访贫问苦”的媒体也呼吁：“广州1300元最低工资亟待提高”。

　　物价上涨，今年恐怕不仅仅是“温柔的上涨”。毋庸讳言，低收入群体生存压力最大，如何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最现实的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广州这个“一类地区”，执行1300元/月这个标准已经两年了。一年前，广州市人社局负责人对媒体说，“广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肯定要上调，并且已经按上调至1470元/月或1500元/月上报省里。”遗憾的是，时过一年，1300元/月这个标准一直没动。现在到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的大限，有关部门如果再不出台这项“保障民生的善政”，恐怕说不过去。

　　我以为，广州市政府依法依规适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不仅仅是调整财富分配的公平起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保障基本民生，同时对缓解春节后广州“用工荒”也大有裨益。因此，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仅要上调，而且有必要在春节前提，至少在春节前公布上调的方案。否则不利于广州节后招工，不利于“在职贫困”的外来工回流。

　　其实，即使把最低工资上调1500元/月，在广州这种物价指数偏高的特大城市，恐怕也只是对低收入群体的滞后补偿。物价飞涨，工资不涨。如果能够建立一个物价指数与工资标准，尤其是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的调整机制，相信是最合理的。只有这样，才可能“确保最低工资实际水平不因当地消费价格指数上升而降低。”我以为，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这个问题上，“先行先试”的广州乃至于全广东省，不仅不应滞后于兄弟省市，反而应该率先建立一种正常的、合理的，也是比较灵活的增长机制。这种机制相信对于广州可持续发展有帮助，而不会出现所谓的“吓跑投资者”。我相信，只要遏制住一些企业恶性竞争，工人受益，投资者未必会撤，后果无非是让西方的消费者为一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多付一两块美金，何乐而不为？

　　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属于“金字塔”，包括广州在内的生活在最低层的低收入群体，基本处于省吃俭用、捉襟见肘的状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一定还可以释放消费力，拉动内需。

　　当然，要为低收入群体解困，政府除了强制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也还需要通过减免税费等手段为企业减负，向企业让利，而不是一味将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责任全部甩给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