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亮瑜经济结构调整好比吃中药

发布时间：2013-1-16 6:41:16 来源：新京报【字体：大中小】

苏亮瑜生于1972年，现任广州越秀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任职于人民银行分行和总行的多个职能部门，并先后在欧美地区学习工作，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在北京、纽约工作期间，他负责和参与撰写的多篇专项报告曾上报国务院，主要有《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总体设计》、《越南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吗？》、《美国财政部半年度汇率报告分析》等。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二十一

苏亮瑜不惑之年“惑得很”

2009年至2011年，苏亮瑜赴纽约担任人民银行美洲代表处副代表，负责北美经济金融形势分析工作。

正是这三年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跟踪和了解，让苏亮瑜深刻地体会到，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大于彼此的矛盾和纷争，两国合作博弈存在广泛的空间。回国之后，苏亮瑜选择了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加盟广州越秀金融集团。

苏亮瑜本科毕业于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这段学习经历给他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别是那句影响了几代船海人的训言——“在设计图纸上偏差一毫米，船厂就可能浪费一吨钢板”，常被他引以为戒。苏亮瑜把这种刻板认真的态度带到了经济研究领域，使其研究既烙有理想底色，又兼具现实理性。

在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眼里，苏亮瑜是个理想主义者。苏亮瑜也说，做研究需要用理想来探究经济金融的应然境况，但又需结合现实探寻应然基于现实逻辑的实然结果，可以说自己是理性的理想主义者。

苏亮瑜说，个别学者甚至热衷于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面目示人，可是换个方式想想看，即使是医学界里出类拔萃的脑科专家，能去做心脏手术吗？对于学术问题严肃的讨论，苏亮瑜更愿意采用实证的研究方式，尽量多用数据说话。

今年，苏亮瑜正好迈入不惑之年，但他说其实自己还“惑得很”，经常学习和充电，大学时的书籍和课堂笔记还都放在他办公室的书柜里。

- 核心观点

经济结构的优化，国内利益和收入格局的调整必须同步进行。特别是需求结构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消费，都离不开居民收入的提高。结构性改革不是要让政府做急先锋，而是更加依靠市场力量，让民营经济进入更多的领域中去。对经济发展来讲这相当于吃中药，很慢，但对于治病治根很有用。

金融危机传导频率加快

新京报：2009年你在美国进行经济分析，当时有什么感受？

苏亮瑜：过去20年里，全球或区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明显上升，危机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加大。1992年英镑危机、1996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网络科技泡沫破裂、2001年拉丁美洲主权债务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发生，全球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在削弱，危机的自实现机制和自加强效应强化。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美国应对危机的救市措施？

苏亮瑜：总体而言，我感觉美国政府和联储应对危机的策略是成功和有效的。一些救助方式比以前有了明显的突破。比如在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声音历来很大，他们强烈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在这次危机中，竟然是一贯主张“大市场、小政府”的共和党政府首先启动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采用注资等方式来帮助问题解决。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量化宽松的救助措施是饮鸩止渴。

苏亮瑜：对于量化宽松措施，还不能用“饮鸩止渴”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在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水平的情况下，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无法继续推动利率下行，而通过大量收购资产的方式注入流动性，将直接压低长期利率，这有利于扩大企业的中长期投资，促进经济活动的回升和复苏。当然，随着量化宽松措施的不断推出，政策边际效应确实在下降，但如果不推出量化宽松措施，情况可能会更差。

收入分配改革是调结构前提

新京报：中国一直在调结构努力摆脱对外需的依赖，至今效果不明显，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苏亮瑜：这其实是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如果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即使根源不在本国，但外需快速大幅下降仍会使本币汇率承压。从各国内部情况看，当经济受到冲击或需求不足时，采取以邻为壑的低汇率政策对外转移矛盾，往往比在国内实施改革容易得多。因此各国政府每次应对危机时“政策惯性”明显，路径依赖问题比较突出。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外贸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还不尽如人意，对外贸易中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比例仍然较高，因此在未来全球经济结构再调整、总需求再平衡的过程中，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

经济结构的优化，国内利益和收入格局的调整必须同步进行。特别是需求结构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消费，都离不开居民收入的提高。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例原来超过50%，现在是35%左右，而美国消费占比为70%。要把消费比例提上去，达到比现在高得多的水平，才能切实保障和推动经济结构朝“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就是说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还得做好收入分配改革？

苏亮瑜：是的，需要对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这一点至少要和结构调整同步进行，我认为这很难，主要难在打破政府和居民、中央和地方、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我对改革很期待，但不乐观。

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分配关系的调整最为关键但困难重重，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利益划分。比如把政府税收压下来，让民众获得更高的收入，财政的困难就会加大，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在整个财政税收中的地位比较主动，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则较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就缺乏让利于民的改革动力。

监管者不应限制产品定价

新京报：如果你设计一套可行的收入分配改革路线，你会从哪里入手？

(下转B11版)

(上接B10版)

苏亮瑜：如果说需要设定一条路线，我建议从打破电力、电信、石油、银行业等行业垄断入手，同时逐步推进税收体制的改革。市场管制并非不能有，但必须明确定义是什么以及相关的尺度是什么。

新京报：尺度是什么？

苏亮瑜：首先，市场准入管理必须清晰界定门槛是什么。对于外部性比较明显的行业，可以设置严格的准入条件，但如果申请者达到了这些条件，管理当局必须放行。比如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可以设置门槛，但不能没有门。

其次，要加快市场自由化进程，放开不必要的约束。比如监管者不能指定一辆汽车只能卖多少钱。对于银行来说，利率就是金融产品的价格，其定价需要结合系统流动性状况、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客户资信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如果不让他去定价，就限制了市场的灵活性和奖优罚劣的竞争机制，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

今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盈利占2400多家上市公司盈利的53%。这种状况是银行业竞争太多还是竞争不足？是利益分配格局很合理还是必须要进行改革？

新京报：具体从领域看，你觉得哪些是需要保留的？

苏亮瑜：在市场准入领域，我不知道什么是要保留的，我只知道美国核心的军工产品都是由民营企业生产的。

投资拉动经济像打青霉素

新京报：结构调整过程中，触动各方既得利益，现有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意愿也不大。

苏亮瑜：这当然更多地涉及政绩考核标准的问题。连中央的规划都围绕GDP这个增长指标展开，那么各地方政府就会一步步分解，去年增长多少，今年要增长多少，这个省是多少，那个市是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绩考核标准的调整有利于推动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模式的转型，有利于增强改革的动力。

新京报：经济结构调整其实是一个市场行为，怎么看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的作用？

苏亮瑜：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计划作用”，初衷是为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防止重复和低水平建设。但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应该用市场力量和民间资本去替代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牵头和主导作用，用市场机制来保证建设项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资金投入和民生需求实现点对点的匹配。

过去几年政府把钱大量投资到高速公路，可很多高速公路建成后并没有几辆车在上面跑。铁道部将巨额资金投入高铁建设，有没有进行科学的外部论证？有没有拿到人大讨论审批？如果没有，这些项目建成投产之后能不能贴近国民经济需求，都要打个问号。

新京报：现在经济的回稳依然是通过投资拉动，结构调整并不那么容易。

苏亮瑜：是的。比如发改委集中放行大量投资项目，去年6月份以来各省市陆续发布经济刺激计划，总规模高达20万亿元，远超2008年的水平。这既弱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也挤占改革发展的空间。

当前需要认识和明确的，第一仍然应该是结构性调整，不是靠大投资来拉动增长，第二是结构性改革不是要让政府做急先锋，而是更加依靠市场力量，让民营经济进入更多的领域中去。对经济发展来讲这相当于吃中药，很慢，但对于治病治根很有用。现在又去走投资这条路，就像打青霉素，让他快点好，打多了效果会弱化，还会有副作用。

中国劳动力仍具优势

新京报：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具有发展潜力，最近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你是否认同8%增速还能保持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有多大？

苏亮瑜：简单地设定一个增长率和维持该增速的时期，对于当下的中国并无太多实际意义，以“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方式一味地追求增长，即使成功，留给后人的又将是什么？但要问中国经济有没有增长潜力，我认为是有的，拆掉制度的篱笆，中国还能保证相当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2010年美国4口之家的贫困线大约是2.3万美元，如果按照美国的这条贫困线来衡量，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美国的贫困线以上。去年我国将纳税起征点上调到3500元时，官方数据显示只有2400万人有纳税资格，仅占全部劳动力的3%，占全国人口的1.7%，也就是说中国只有2400万人年收入在4.2万元水平。

在全球经济化的环境下，资金、技术都可以流动，土地和大批量的劳动力是不能流动的，这依然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最具压倒性优势的因素。

新京报：从现实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不断上涨，不少跨国企业都计划将制造中心从中国迁至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苏亮瑜：前段时间广东有部分企业将生产基地搬到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国，但是搬过去之后企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在越南，工人的工作态度并不像中国工人那么积极，到了下班就准点走人，给多少钱也不加班。企业家会喜欢这样的劳工环境吗？

其次，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在这里生产，相当部分产品可以就近组织销售，不需要在运输上花更多的成本。

新京报记者苏曼丽

- 同题问答

●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在国内经济学家中，我比较尊敬厉以宁教授。他严谨的治学和处世态度很值得后辈学习。

●2012年的经济运行状况，是否有让你很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基本上没有太意外的情况。长期来看，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将在再平衡过程中放缓。短期看，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后危机时期的恢复过程中，经济复苏势头并不强劲。

●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从区域角度看，我对广州南沙新区的开发规划最为期待。从市场层面看，我比较关注人民币跨境流动的问题。在IMF规定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内容中，我国有1/3的项目是实现有限试点、额度管制和完全管制的。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发展，以及国家赋予前海等新区的优惠政策，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流动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