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恶的力量

　　在转基因技术与生产的大本营—美国，一场针对转基因的围剿似乎将要重新展开：今年五月初，美国国会的民主党参议员Barbara Boxer和民主党众议员Peter DeFazio提出转基因食品知情权法案，这一法案要求食品制造商必须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清晰的标注。

　　熟悉科技新闻的读者一定会有“怎么又来了”的感觉，在去年11月6日，加州才刚刚举行过一场关于令全球瞩目的公投，其投票内容和这次的提案如出一辙，就是要不要对在加利福尼亚州销售的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进行清晰的标注。

　　公投的利益双方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强制标注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者包括美国“有机消费者”基金，“自然之路食品”、“艾米厨房”等以有机食品为主业的公司和机构，它们一共捐出了870万美元用以说服公众；而它们的对手，反对强制标注的一方则付出了4560万美元，这些反对方除了孟山都、先正达、杜邦等转基因作物研究机构之外，还包括雀巢、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卡夫、亨氏、通用磨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际大牌食品企业都在反对者之列。

　　在这场对决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双方都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避而不谈。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要求标注转基因食品，理由是要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而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者要求不标注，依据是消费者如果不想吃转基因食品，只要选择“有机食品”即可，反正除有机食品之外都默认含有转基因成分，无需特意指出，而这个标注的工作本身会带来极高的行政成本。

　　换言之，双方都表现得并不担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美国本来就不仅是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食品生产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食品消费国，如果有机食品一方拿转基因的安全性来吓唬选民，效果只怕会适得其反。那么，既然双方都承认转基因食品没有问题，对于有机食品行业来说，给对方贴一个安全的“转基因食品”标签对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对于非有机食品行业来说，被对方贴这样一个标签又能有什么坏处？双方为什么还非要耿耿于怀于一个小小的标注呢？

　　这个道理，其实和国外香烟盒上的恶心标识是一回事。

　　人们当然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对这种威胁健康的恶习产生厌恶感则是另一回事。同样是中华香烟，在国内拥有漂亮的红色烟盒和华表标志，在国外则必须加上一个烂掉的肺或喉管等令人厌恶的图片才能销售。如果要提醒你吸烟对呼吸系统的危害，一行文字已经足够，这些恶心的烟盒图片实际上是为了制造一种“吸烟厌恶型”的文化。

　　理解了“厌恶”，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老牌反转基因组织“绿色和平”的人在法国销毁转基因大米时，要穿上全套的防护服：他们暗示消费者，仿佛这玩意不仅不能吃，甚至都不应该跟人体有直接接触。

　　而转基因之所以甚至在它最没有障碍的美国也遭遇这些挑战，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它一开始就起错了名字，给人留下了先入为主的坏印象。

　　转基因这种名字，一听就是要把读者的基因“转”走掉。对转基因的厌恶，实际上是对这个“恶心”名字的罚款。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叫“绿色粮”、“太空粮”、“智慧粮”之类的名字呢？

　　人们买H&；M的衬衣、 The North Face的速干裤，但服务员不会告诉他们说，他们买了一件“聚酯纤维衣服”，尽管这实际上是涤纶的学名，但听上去太可怕了。而且这玩意是“由有机二元酸和二元醇缩聚而成”的化工产品—没有哪个服装销售商会这样向顾客介绍自己的衣服。不过，按照“转基因食品”的起名方式，商场应该宣称自己卖的是“化学衬衣”。

　　如果用“转基因食品”同样的命名方式的话，“随机转基因水稻”显然是一种比转基因水稻更可怕的食品，因为它的基因转移甚至是随机的，谁也不知道会转出什么后果—实际上我指的是杂交水稻，它是以杂交手段进行随机的转基因育种的产物。“基因突变肉”就更可怕了，它好像是为了让人类基因变异而生产的一种肉，实际上它就是指普通猪肉，毕竟每一只猪相对于其父母，都是基因突变的产物—当然，人也是。

　　所以，为什么美国公司不愿意标注？实际上是他们拒绝使用转基因这个词语为自己的产品命名。

　　转基因技术经历了漫长的非商业化阶段，科学家们早已经给它安上了“基因工程”等生怕不够吓人的名字。但商品的最佳取名者显然是销售商，他们个个都是命名高手，只要不被贴上“转基因”的标签，好名字始终会有的。

　　（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