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的“小算盘”难解地方债之困

地方债务的风险持续为舆论所关切。本报昨天报道的一些市长(地方行政首长)们的“小算盘”，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求解给出了一个方案。这篇报道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市长们“小算盘”的本质是什么呢？通过这些地方首长的解释很容易看出，他们对地方债务有信心，其实还是指望通过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之后，土地能够升值，然后依靠卖地所得用于还债。

也就是说，市长们希望消弭地方债务风险的办法，仍是寄托于卖地财政。土地增值了，城市建设改善了，城市面貌也得到了更新，且还能还掉债务，听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

不过，这样的“小算盘”值得商榷。其一，土地成本不断上升之后衍生出来的问题，地方行政首长们不能不考虑；其二，卖地财政的可持续性，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式的土地财政亟须改变，此类的呼吁声近几年中一直分贝很高。

看待市长们的“小算盘”的关键点，一是延续卖地财政模式，是否真的能够消弭地方债务风险；二是未来的地方财政，还能不能过多倚赖卖地收入。在当前的条件下审视这些命题，答案是显然的。

不少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的情况，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一些地方实际拥有较大规模的“隐性负债”，过多依赖土地财政，且自身“造血”机制不完善，“造血”能力不足。尤其是一些基层地方政府，财政上的困难比较突出。不少地方面临现实财政压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政府行政性的开支过于庞大、建设财政的规模过大，都是重要因素。

应当承认，地方政府债务已呈现不少突出特点，如普遍负债、形式多样、管理失控，以及风险显现等。从地方财政风险的角度看，诸多风险正在逐步表象化，由财政支付危机转化而来的局部社会矛盾在增加。地方债务问题还和金融安全联系到了一起。这也正是地方债务问题备受各方重视的缘由所在。

消弭地方债务风险的路径，其实也已经渐渐清晰。首先是摸清楚家底，弄明白地方债务数量究竟有多大。这似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大致判断清楚问题严重性的前提下，努力谋求地方债务的风险管理。这里的风险管理，自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

就求解地方债务难题的路径而言，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与事权更为匹配，这需要通过财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才能实现；二是促使政府职能归位，制止政府性的投资冲动行为；三是发展地方经济，力求地方经济更有活力——这是真正的“造血”能力。在技术层面，包括发行地方市政债、规范地方融资通道等努力，都值得深入探讨。

透过上述的分析，其实可以看出，地方债务风险的消弭，从根本上说不是靠未来卖地来解决的。这不是说，地方行政首长们的思考不理性——恰恰相反，延续当前的土地财政模式，是地方财政获取必要收入的成熟通道。但问题在于，这条道路是不可持续的。撇开其他问题不谈，单看土地财政模式对房价不断上涨的推动，就需要高度警惕。况且，土地本质上是稀缺的，还有耕地红线的限制，这是卖地财政亟须转变的又一个重要背景。

如果再往深处观察，地方债务问题的求解，并非地方行政首长这一层级所能为。消化旧债和控制新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问题的求解，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包括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同时，地方债务问题的求解，也跟中国经济的活力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从地方债务这个视角切入，可以发现许多的现实症结。诸多问题都是系统性的，远非卖地财政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