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能吏”腐败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两年之久后，于6月9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受审。检方指控刘志军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相对于检方在2012年对刘志军提出的四项罪名的指控来，虽然这次庭审少了道德败坏以及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两项，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刘志军可减轻罪责。

　　从检方透露的刘志军受贿赃款及其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来看，数额确实巨大到让人瞠目结舌。其直接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6460.54万元，总的涉案金额更超人民币8亿元，被查出的涉案房产有374套，此外还有大量的股票、汽车、书画、饰品等，可能创下现有被查处官员贪腐金额之最。人们很难理解，刘志军为何要贪腐其家族几代甚至十几代都用不完的钱才。也许刘志军在事发后接受调查的一番交代能让我们管窥其“目的”，他说：“我全力帮助丁羽心做大做强，就是要把丁羽心的企业打造成自己仕途的经济基础，让丁在我需要时，到处奔走，用钱铺路，大把花钱，满足我的私欲。”换言之，刘志军要打造一个贪腐基地，以腐败为其更大的政治野心开路。这显示出刘志军腐败的可怖之处。

　　刘志军本是铁路最基层的一名养路工，但最后能做到掌管铁路发展和政策制定的一方大员，相信并不仅仅依赖于坊间传说的“桃花运”，应该还有个人独到的禀赋。客观地说，刘志军在主掌铁道部的8年里，对中国铁路的发展，尤其是高铁的建设，是做了些事情的，用“能吏”来形容之，或许也不过分，对此，不能因其犯罪行为就予以抹杀。然而，也要看到，同时在这8年里，铁路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安全事故频出，腐败丛生。而且，高铁的“大跃进”，也造成了铁道部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引发民众对高铁质量和安全的担忧。究其原因，还在于刘志军的个人专权和铁路政企不分的体制，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体制基础，前者则进一步强化了后者。

　　据悉刘志军主掌铁道部期间，是非常强势之人物，强势到连国家想分拆铁道部都无可能。一个强势部长，若想做事的话，对推动行业的跨越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若强势到无视法律、不接受监督的地步，就越过了应有之红线，为日后悲剧的发生播下了种子。

　　中国的铁路系统，本是个非常奇特的部门，它既担负着铁路的行政管理职能，可又是中国最大的垄断企业，实行全行业垄断，此外，它还具有部分司法功能。这种政企合一的体制，过去一直未曾打破，甚至在铁路大发展的思路下还有所强化。但计划的指令、行政的干预与市场的形式相结合，加之缺乏有效监督，极易诱发腐败。所以，自中国改革以来，铁路系统一直被认为是腐败的高危区域，终于到刘志军手上，发展成为系统性腐败，刘志军本人无疑是整个铁路系统性腐败的领军人物。人们看到，从工程立项到招投标，再到项目竣工，在垄断而封闭的体制下，所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深谙其道而经不起诱惑的官员和商人非法牟利的目标。从这一角度看，手握大权的刘志军之落马，并非是其个人行为，而带有明显的制度性和体制性特征。

　　如前所述，刘志军是一个有着政治野心的腐败分子，高铁的大跃进实际是被其用作博取政治升迁的资本。这是刘志军在8年部长任内对建设高铁情有独钟，而对铁路体制改革无动于衷的原因。因为相对于发展，改革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不大可能成为其政治升迁的资本。然而，逃避改革，也会带来另一种形式的不安全。因为高铁作为一种新技术引进中国后，潜藏着经济、技术、管理等风险，尤其是管理跟不上，风险极易发生，而专注于大发展，相应也就会忽视管理，从而埋下安全隐患，并因人为因素而放大。

　　所以，刘志军案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告诫我们，要遏制这种将一个行业的发展作为领导博取政绩的“赌注”并由此造成的系统性腐败，必须对涉及领导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约束和切割，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改革政企不分的体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进政府的投资方式，将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对社会和公众的服务，而非政绩的基础上。这就需要切实拿出决心，进行制度之重构乃至推进政治改革。

　　就反腐而言，则一方面需要加大对案件的查处力度，及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治本建设，包括政府的决策应尽可能公开透明，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制定反腐败法，形成完整统一的惩治腐败的制度保障。目前在腐败的惩治上，仍是政策多、法律少，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反腐败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