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房找我”网络社会运动雏形初具

　　5月27日，叶海燕等人在海南省万宁市第二小学门口举牌抗议性侵女童案，手书标语：“校长，开房找我，放开小学生！”此举引起热烈反应，很多知名人士及网民纷纷效仿，自发加入“开房找我”行列，一时风潮涌动，“开房找我”体“自拍标语”秀以不可阻挡之势爆炸性流行。

　　此事余波之大，至少产生过两个后续的传播热点，一是5月30日叶海燕因为卷入故意伤害案被捕，媒体不约而同地写其身份为“‘开房找我’发起人”，尽管她的被捕与上述网络事件并无清晰的因果关系；二是网民PS著名日本AV女优苍井空手书“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照片，在网上走红，而某媒体借此痛批苍井空“借热点事件搞另类推销，有违商业道德”云云，随后被微博大V、青年导师李开复等人指出该报所批事实存在谬误，苍井空躺着中枪。这两个衍生热点再次推高并延伸了“开房找我”行为。

　　上述群众行为，按照传统的社会学观点，只能说是一个集合行为而算不得是社会运动，虽然吸引了很多参与者对同一个目标作出反应，但毕竟相对自发、呈无组织状态，其发生和传播链条并不稳定而且不可预料。而社会运动必须有较为牢固的领袖和内部组织，且持续时间较长，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但我认为，“开房找我”发起人的目的正在于将之社会运动化，而且她的目的其实已经基本达到，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

　　首先，“开房找我”不仅被广泛传播，并且被群起效仿，以身体参与叠加微博互动的方式进行传播，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行动式表达”——尽管它只是跟帖一般泛泛而谈并且点到为止，但毕竟，正是设定了较低的门槛与难度，它才流行得起来。而一旦流行成势，成为公共话题（不论是赞还是弹），运动的大部分目标就算达成了。这个行动本身就好比一个网帖，叶海燕发了主帖，而跟帖者不仅层出不穷还不断地在别处重建主帖。

　　其次，“开房找我”行动，并非只有反讽没有诉求，叶海燕本人在行动流行后，就通过微博表达了她的诉求：“1.家长会得到一个说法，罪犯依强奸罪拘捕。2.教育部与妇联应有个回应，该肃整队伍的拿出方案来，妇联必须有个态度。3.废除嫖宿幼女罪。4.停止对我的骚扰。”

　　这些诉求除了最后一项是关于她自己的，前面三项也基本上与民意诉求同调。在六一儿童节前夕，不仅最高法、教育部、妇联都相继就恶性事件高调、激烈表态，甚至连习近平都专门谈到要对侵害儿童的言行进行打击。政治高层如此密集地表态，是比较罕见的。“开房找我”究竟从中产生了何种影响，也许很难精确评估，但高层一定注意到了相关民意，而“开房找我”无疑是本领域民意表达当中的最强音。

　　互联网的确给类似的社会运动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成本更小了、风险降低了、影响效能被网络放大了。过去，要发起一场社会运动，需要逾越许多现实的障碍，比如集会、示威等等，困难指数较高，网络却可以轻松聚起另一种虚拟的集会或抗议。过去，如果吸引不了媒体关注，社会运动很难成势，“开房找我”行动以微博公众传播为主场，叶海燕的个人与相关合作机构的平台反而成为最中心的私媒体平台，而且即使在行动已经流行以后，这些私媒体平台仍能源源不断地发布新动态并引起关注。因此，中国互联网化的社会运动已经初具雏形。

　　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的活力就因此被很大地激发和释放，因为仅仅只是雏形。从内容说，反腐、拆迁等领域的社会运动能否开展，能否持续或扩大影响，都还有待未来进一步测试。“开房找我”虽然红了，它本身的局限也是明显的：矛头指向个体而非机制，使得“校长”一词污名化，这种污名化不一定立刻会在现实中产生多么坏的影响，然而在思维与公共传播层面，校长的信誉已经被摧毁。

　　此外，习惯于懒懒地拍张照片就拿到网上抗议的人们，其立场的坚定程度似乎也很不可控，他们也许前一分钟还随手拍美食，后一分钟就对一个城管踩踏商户脑壳的视频点了“鄙视”按钮。不过，也正是这种低成本与低卷入状态，使得网络社会运动反而有可能日常化、普遍化，不至于像传统的社会运动那样容易导致现实中的正面冲突，这无论对谁来说，都应该感到高兴。在前不久呼吁重侦朱令案的网络行为中，十几万网民很快参与到白宫网站请愿活动中，就大大提高了意见汇集的效率。就像意大利的警察追小偷，追到以后没有打斗，双方握手，各就各位，可谓文明的博弈。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能够将身体与意见相剥离，把理性放在心里，把冲突和抗议部分地外包给网络，假如果然行得通，是可以推动创造许多公共福利的。

　　作者为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