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滞留不归”是个真问题吗？

　　近日，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据统计，到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已达1.2亿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迅猛持续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30%，主要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12.5%。中科院对涉及生物与生化、计算机、物理、农业、数学、化学六大领域1907名全球顶尖科技创新人才进行筛选分析，发现我国在物理、数学位居第九，计算机位居第八。但是，我国顶尖人才流失严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整体上，“我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等等。

　　中国科技人才滞留国外，早就不是新闻，但要谈清楚中国人才问题，先要弄明白判定人才的标准，仅仅凭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30%，主要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12.5%”，是说不清楚“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已达1.2亿人”的：一方面应试教育大规模培养只会考试的“专才”，另一方面社会上各行各业中多得是学历不高，技术水平不低的真正人才，不知相关部门在统计中，到底将哪类人员纳入“人才”数据之中？如果只看学历，不看能力，能制定出“强国人才战略”吗？

　　至于中国滞留海外人员，也不能只看出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还得更仔细些，看看哪些属于真正的稀缺人才，否则仅凭拿了个博士学位，就认定为人才，且是“滞留不归的人才”，那数据被掺水就严重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学历教育特别是高学历教育早就“产能过剩”，招揽中国留学生读学位早就成为一门生意，但那叫“教育商品”，即你交钱，我给学位，同是否是人才可能有点联系，但绝对画不上等号。

　　之所以这里要对“人才”概念做纠缠，因为今日中国人才海外滞留不归的一个原因恰恰是有关部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一厢情愿。官员每谈人才不足时，必讲什么“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等大而无当的话，却从来不深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生海外滞留不归的状况可有改善？推出的各项吸引回归的举措到底成效如何？“体制机制障碍”消除了多少？“人才资源开发投入”倒是增加不少，效果却又到底如何？如果实实在在的工作没做多少，只管隔三差五地报告一下“滞留不归”，甚至达到“87%”的程度，那到底是自我检讨部门工作不力，还是为向国家要求更多的“资源开发投入”找托词？

　　说白了，人类社会生活有规律，越有才能的人，越需要更大的空间，越是有能力创新的人，越需要更大的自由空间，越是独创型的领军人物，越是不愿意将生命消耗在维系生存的琐细事务上。但就中国的现状来看，个人成才和成才之后的生存状况是改善了，还是日趋糟糕？一个办什么事都要托关系，送人情，“拼爹”蔚然成风的社会，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吗？一个差不多每个人从小为进大学拼命做习题，只知迎合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到出大学校门时一窝蜂地挤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的社会，长成人才的比例能有多少？幸亏父母远见，也靠自己努力，终于在海外得以成才，回来之后，却要在已经大权在握的“考试机器”之下，任其摆布，如此“海归”就其才能对国家的实现而言，同“滞留不归”又有什么区别？更不用说基本上靠行政做计划，凭权力来运作的“千人”“百人”计划，其中有多少只是为了完成指标，最后纳入的却是徒有其名或者善于经营之辈，固然只要有才，“鸡鸣狗盗”都是人才，但真要在科技创新上独当一面，却又谈何容易？

　　一句话，不能真正把社会生活空间释放出来，宏观结构中的行政垄断、阶层固化、权力利益化，微观环境里的房价高企、秩序混乱，都是遏制乃至扼杀人才的刚性因素。今天中小民营企业的处境其实就是人才在中国处境的一面镜子：在最有活力的企业家找不到多少空间的时代，真正的人才会有多少空间？找不到空间，回来的意义又在哪里？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