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亚健康”

李克强前天在会见鲍尔森时说，要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创业创新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这一立场他已多次强调和反复强调，堪称“克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认为，经济可以不依赖外力推动(如财政政策)而实现持续增长，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内生因素主要是在劳动投入过程中通过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以及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通过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形成的技术进步。由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技术进步，可以不断刺激产生新知识，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就能促进产品种类增加、产品质量升级型和专业化程度加深。

近年来，由于实体经济压力日增，“非公”细则落实不力，企业界较为普遍地弥漫着一种抱怨情绪，而社会上一部分“阶层仇视”的偏激观点，也使不少企业主有一种“为谁辛苦为谁忙”的牢骚。如果更广义地运用内生视角，则可发现，外部环境很大程度上也是“众人行为的集合”，每个企业的行为也是环境建构的一部分。不少企业一方面呼唤良好的法治，但实际上又惯于随意变通规制；一方面呼唤创新，但实际上又依赖抄袭；一方面呼唤平等竞争，但实际上又喜欢用不公平手段抹黑弄衰竞争对手；一方面承诺“质量重于生命”，但实际上往往视“合规”为儿戏。

几年前，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依据其所办理的FCPA案例(《反海外贿赂法》)发现，中国大概有200个类似“好处费”、“手续费”、“礼尚往来”、“劳务报酬”、“咨询费”、“旅游费”等名目以掩盖事实上的商业贿赂行为。也就是说，一些企业在呼吁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同时，其自身往往又是不良环境的制造者。这使得中国市场之良序，向外呼吁的多，内生践行的少，因此很难真正形成。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亚健康”状态：不是不知何为健康，但总是以环境因素、制度因素为借口，让自己的行为经常不健康。在这种焦灼和矛盾下，企业的身体可以长得很大，但灵魂依旧脆弱和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