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光伏制裁”给刺激式投资敲响警钟

6月4日，欧盟委员会宣布，自6月6日起对产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及关键器件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并且，如果中欧未能在8月6日前达成解决方案，届时反倾销税率将升至47.6%。

作为我国光伏业最大的出口市场，欧盟此举如果全面实施，那么，对于本已处于生存危机边缘的我国光伏业，显然会造成“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惨境—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当下光伏业，已有90%的企业停产，曾经的光伏双巨头，无锡尚德已不得不破产重组，江西赛维则靠引入国资勉强图存。

事实上，欧盟此番“光伏制裁”并非事发突然，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陆续爆发后，欧美为实现自身的贸易平衡以及稳定自身的就业率，随即就挥动起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经济体，我国自然会成为制裁的首要对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和欧盟早在2010年就将我国光伏业列入到贸易制裁调查之列，而与美国相比，来自欧盟的“光伏制裁”显然更为致命，因为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需求市场，对其出口量已占到我国光伏制造总产量的70%。

对欧美的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理应批判，因为就我国光伏业而言，尽管总产量位居全球榜首(约50%)，但是，与总产量高企相倒挂的是，我国光伏企业在光伏产业链中所分享的利润空间却极其微薄，因为，光伏产业链最大的利润空间，其上游硅晶体原料和下游光伏系统应用产品却分别由欧美日和欧盟享有。如此，即使在光伏市场向好时，我国光伏企业亦仅能“赢得小利”，而在光伏市场遭受冲击时，我国光伏业却要“背负骂名”。

但是，在批判之余，我们更应进行深刻反思，就光伏企业自身而言，有必要反思其对市场的应对能力，就各级政府而言，则有必要反思其对光伏业的过度政策刺激。

以光伏巨头无锡尚德为例，在度过早期的生存发展期后，尤其是2005年成功登陆纽交所后，其创始人施正荣的内心即极度膨胀，先后投入逾百亿元入主环球太阳能基金以及成立亚洲硅业和辉煌硅科技等一系列关联企业—这不仅无视其时各地蜂拥而上的光伏项目所将产生的产能竞争，更无视美欧债务危机爆发后所形成的外部市场急剧收缩。

这种对市场供给竞争以及对外部需求弱化的双重无视，并非无锡尚德独有，而是其时我国光伏企业普遍性的盲目浮躁。而光伏企业如此普遍性的“逆市场化”心理，则很大程度上与其时政府过度刺激的政策有关。

基于光伏业所谓的“新能源”光环，发改委自2008年起，即历年加大对光伏业的财政补贴以及税收和信贷优惠。而地方政府更基于光伏业巨大的GDP拉动效应，自2005年起全国几乎所有的重点省市均将光伏业列为重点扶持产业，不仅给予光伏企业超低价的土地、水电优惠，甚至还给予光伏企业配套资金和免费排污等倾斜政策。

欧盟此番启动的“光伏制裁”，给我国历年来推行的刺激式投资敲响了警钟。不管其最终的走向如何，均应引起我国光伏企业和各级政府的深刻反思。

企业应该根据市场变化，提高其快速反应能力，而不能过度依赖政策刺激，各级政府应摒弃GDP崇拜的思维，对相关产业的政策扶持，只能适度，而不能过度，更不能拔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