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新闻发布会表明的11个信号

　　2月26日，周小川行长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会主要回答针对G20和中国经济金融有关问，共涉及11个问题，我们的点评如下：

　　外汇储备和资本外流：外储下滑有其内在调整的要求，主要受企业提前偿还美元债务、藏汇于民、热钱回流以及汇兑损益等影响。当前我国外储规模还处于较高水平，与合理水平相比，还有接近2万亿美元的使用空间。要应对资本外流，一是要加强央行与市场就汇率政策的沟通，二是要打破汇率单边贬值的预期。

　　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只要经济下行，政策就应继续宽松；货币政策要起到调结构的目的；更加注重价格型政策工具，逐步建立利率走廊，加强公开市场操作。

　　国际汇率协调：G20达成协议，各方也已达成一致将抵制竞争性贬值。但并没有签署所谓的“新广场协议”。

　　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应参照一篮子货币，因为汇率指数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一国货币的价值变化。但由于市场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使得央行不得不重视。

　　防范系统性风险：金融市场的共振难以避免，制定政策应更加谨慎并通盘考虑；但改革的方向不会变，需要改的果断推行。只要经济基本面健康，市场共振就无需过分担忧。

　　债务水平：中国债务水平较高且持续增长，但有其特殊原因。既要借鉴国际经验，又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制定针对性的政策。

　　金融监管框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括加强监管，金融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监管体制改革。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调整处于研究阶段，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新的监管体制是否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政策框架的执行。

　　安全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外溢问题如何处理和对待仍在讨论。各国货币政策是根据本国经济需要制定的，具有独立性，但同时要考虑到外溢效果，因此要加强沟通和讨论。其次，对于金融安全体系的建立，更多的是针对危机传导，不是常规情况下的货币政策相互影响。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会继续用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见效快)，但要更加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见效慢，过程可能痛苦)。货币政策灵活性较大，但使用频繁，效应会出现递减，并且可能造成一定负效应；财政政策约束更多，结构性政策有的是中期才见效，而政策制定不一定远视。在我国目前需要加强使用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

　　涉及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未来会有更好的官方和民间合作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完善，对大部分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提供好的信息和评估，尤其有利于资金能够提供给更普通的中低收入的个人，以及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

　　如何看待去杠杆：首先，个人住房贷款(居民加杠杆)还有发展空间。一是包括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等居民住房刚需很大，二是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且较安全，坏账率也明显小于其他领域。第二，控制杠杆率需关注企业杠杆率。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企业杠杆率过高是当前问题。第三，未来将增加银行自主定价的灵活度，需要监管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综合平衡监管，做到整体风险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