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样救市的

　家住上海的李先生今年60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炒股至今，可算是老股民了。在中国股市最近持续动荡之际，他正好家里电脑坏了，等到把电脑修好后，上网看到自己“惨不忍睹”的股票，唏嘘不已。

　　“做了那么多年股票，总以为自己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可还是玩不过机构们。”李先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接下来就要看政府怎么做了。我相信政府不会放任不管的。”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股票市场。那么，作为第一大股票市场的美国，又是如何应对股市崩盘的？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保障流动性和信心

　　“政府能做的只有减轻股市崩盘造成的连带影响，通过社会安全保障机制，例如失业救济金等保护普通民众。”曼哈顿智库经济和政策分析师吉莱纳斯(NicoleGelinas)告诉记者，“美国曾用过一些手段来防止股市恐慌，例如1987年‘黑色星期一’后设立跌停熔断机制等。但是没有走得更远。”

　　在雷曼兄弟破产后，为了防止民众挤兑银行导致部分银行倒闭影响普通民众生活造成社会动荡，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授权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把存款保险的上限从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与美联储一样，都是根据国会授权法案成立，为全体商业银行拥有的非营利机构。总统有权提名其主席，但是提名必须经过国会通过，而且在主席任期内总统无权撤换，以保障其运作的独立性。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将个人存款风险社会化，保障个人不会因为开户银行的倒闭损失毕生的储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需要银行根据存款余额缴纳保险费，但只负责储户的利益，不负责救助银行及其股东。

　　“美联储根据自己的研究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独立运作。美联储通过控制利率，保证经济的良好运转和通货膨胀在合理范围之内。在2008年，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直到0利率。在0利率还不能对抗通货紧缩问题之后，美联储推出了三轮量化宽松，通过直接购买美国国债和高等级房屋抵押贷款债券来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压低长期利率使美国度过危机。”目前在美联储负责监察银行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可以说，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要是为了保障流动性和市场信心。从历史上来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很长时间中，美联储通过降息向银行注入流动性，避免因市场恐慌造成借贷市场关闭避免因短期资金难以筹措引发银行关门，继而造成更大的市场恐慌。

　　“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直接从股市购买股票，也没有利用准政府机构买入股票去推高股价。当然低利率政策，造成银行利用廉价信贷资金去购买股票和其他高风险资产，所以过去6年来的低利率政策也可以算是托市的举措。”吉莱纳斯说。

　　纳税人利益优先

　　但在2008年的危机中，单纯提供流动性已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雷曼兄弟的CEO在美联储放开贴现窗口向券商开发借贷的时候，曾经很高兴地认为雷曼永远不会因借不到钱而破产。结果市场的下滑，造成雷曼兄弟拿不出足够的资产作为贷款的抵押品。换言之，高杠杆的雷曼在市场下滑中自有资本已经亏光，资不抵债只能破产。那时候金融机构不仅仅需要流动性，更需要补充资本金避免资不抵债的现象。”美联储的内部人士说。

　　“美联储始终坚持不放松贷款抵押标准。”吉莱纳斯说。这项政策保证了贷款的安全，但坚持这项原则也造成了雷曼的破产。

　　金融系统整体性的资本金缺乏，很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政府必须防止“盈利归少数股东，亏损归政府”这种现象，不能让纳税人蒙受损失，破坏社会公平性和股民对政府救市的预期，引发无限制追逐风险最终酿成股市再次暴涨暴跌，所以美国政府非常小心地设计了救助方案。

　　此前，美国的准政府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也因为资不抵债，被政府强行接收了。“两房”被接收后，股东是要蒙受损失的，而拥有房贷的民众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也有人会说，“两房”因为资不抵债，如果破产清算，股东可能也会血本无归，所以无从抱怨。但银行等金融机构虽然资本金缺乏，但毕竟尚未破产，如果直接像“两房”一样国有化，势必损害股东利益，如果政府托市推高银行股价，则会损害纳税人的利益。

　　这样的两难处境，最终导致小布什政府提出史无前例的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政府向所有的大型银行注入资本金并要求取得相应的优先股，并且美国政府的优先股等级优先于普通优先股以保证政府投资的安全性，也使得国会通过变得可能。

　　即使是美国国际集团(AIG)和花旗集团那样需要美国政府直接持股情况，为了不产生道德风险和保证政府资金相对安全，美国政府也要求这些公司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美国政府增发股票，摊薄了现有股东的权益，而且打压了公司的股价。

　　但在2008年采取TARP这种非常规手段救市，最终还是难逃争议。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市场好转后高价售出股份收回了6727亿美元，不仅没有使纳税人受到损失，而且还超出了当初救助“两房”、银行以及通用汽车等一系列公司所付出的6150亿美元，盈利达到577亿美元。

　　值得深思的是，当初参与决策TARP的人，事后并没有被视为“英雄”。当时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在事后被传唤到国会进行听证，面对议员们针对其“拿纳税人的资金冒险”，以及“是否与公司高管存在利益勾结”等问题，不断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