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最大盗墓案反衬出文保不足

　　议论风生“敌人太狡猾”，并不能成为当地文物保护不力的理由。毕竟，保护好文化遗迹，是不能推卸的责任——哪怕困难再多，也得想办法解决；哪怕盗墓贼技术再高明，也得保护好文化遗迹。

　　近日，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1·26特大盗墓案作出了一审判决，30名涉案人员中，5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5人被判处15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很明显，这群曾疯狂无比的“摸金校尉”，终于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今日身陷囹圄的他们，不知道在想起曾经疯狂盗墓行为的时候，可曾有过一丝悔恨之意？

　　不过，盗墓贼们悔恨不悔恨，其实并不要紧。关键在于，文物保护工作是否能够在这起“建国以来最大的盗墓案”后，汲取教训，完善工作，而后，让越来越多的盗墓行为，从现实中走开。

　　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是，在很多地方，文物保护其实是跟在盗墓贼屁股后面跑的，鲜有地方能够建立起一套“防患于未然”的有效措施，保护那些文化遗迹。就11·26这起特大盗墓案件来说，盗墓团队自2013年7月开始，竟然在16个月内疯狂作案17次，平均一个月一起还要多，可是，即便这样，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竟然丝毫没有反应，这也显得太过麻木了吧！真不知道有些地方的文物保护部门，平日里是怎么工作的。

　　当然，从报道来看，这群盗墓贼，并非简单的蟊贼，而称得上盗墓高手，不但日常装备比一般文保单位科研部门强，甚至，还专门针对红山文化遗址，开发出了专用工具“扎子”。但是，“敌人太狡猾”，并不能成为当地文物保护不力的理由。毕竟，保护好文化遗迹，是不能推卸的责任——哪怕困难再多，也得想办法解决；哪怕盗墓贼技术再高明，也得保护好文化遗迹。

　　当然了，这种文物保护不力的板子，也不能全都打到文物保护部门身上。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是，盗墓分子的专业化是因为背后有巨大利益的驱动，只要有投入就会有产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文保却是在“烧钱”，地方政府往往只有资金的投入，却并无巨额现金的回报，所以，地方文保部门的弱化是必然的。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和感到悲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