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保卫战:证监会牵头 多方发力救市

　对发端于去年的牛市一直冷眼旁观的老股民陈平，在朋友的鼓动下，还是经不起诱惑决定时隔10年之后再次入市。

　　5月下旬，陈平以10元/股的价格购入*ST蒙发(000611.SZ).*ST蒙发在随后半个月的时间里一路涨停，在6月8日涨至18.82元。原本期待公司重组利好继续拉涨停，*ST蒙发却在6月8日当天高开跌停。

　　“本来以为只是震荡调整，没想到就跌得看不到底了。”陈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ST蒙发在经过多日的震荡后于6月15日跟随大盘一路下跌，截至7月3日收盘，*ST蒙发股价已跌至8.89元。

　　过去半个多月，像陈平一样的投资者不计其数。6月12日，上证指数经过两个月的震荡上涨，一度涨至5178点。就在“陈平们”以为“股指万点不是梦”的情况下，以6月15日上证指数下跌2%为标志，新一轮大跌来袭。

　　在三周时间内，A股暴跌30%蒸发17万亿元市值，1025只股票股价遭腰斩。在经过前两周的大跌后，上市公司、券商到监管层等各方在一片恐慌中仓促开启了“救市大行动”。

　　时机未到的首轮救市

　　过去9天，监管层放出的利好层出不穷。

　　6月27日，央行决定，自6月28日起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同时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准备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股市经历了黑色两周，沪指跌达千点之后，央行宣布降息降准的消息，其意图不言而喻。

　　然而，与以往央行降息降准效果立竿见影不同，6月29日沪指大跌3.3%。

　　“主要时机和节奏上把握得并不好，操之过急。”武汉科技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此次股灾是牛市以来第一次“像样”的调整，调整规模之大，从投资者到监管层都没有经历过。

　　“这轮股市大跌就像蹦极，还没到底就半路给监管部门拦了下来。在下跌的力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时，我们半路拦截救市，这显然是螳臂当车，当然没有效果。”董登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过去一周利好消息不断，但沪指仅在6月30日上涨超过5%，随后仍然止不住下跌的趋势。

　　“其实，上周证监会的救市政策并不给力，很多政策看着比较虚。”中信建投一名分析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信建投亦是21家发布联合公告的券商之一。“每天都是在尾盘拉，下午两点半或者上午十点半开始拉，拉大盘蓝筹股。但这个策略效果明显并不好，要么就应该在开盘的时候直接把创业板大盘拉上去。”上述券商人士表示。

　　过去两周，因为暴跌趋势难挡，各种版本的传言也漫天飞舞。

　　“所谓外资做空，不过是投资者故意营造出来的一种同仇敌忾的投资氛围，整个A股总市值70万亿元，以外资进入中国的渠道，基本不可能。”上述券商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外资进入中国的渠道主要以QFII、沪港通及地下钱庄，通过这几个渠道流入做空资金并不现实，当前做空主力仍然是持仓的投资者和机构。

　　在董登新看来，牛市暴跌的根本原因仍在于A股市场的过度投机。“过度暴涨，过大的累计涨幅，这才是根本原因，涨得越陡，跌得越厉害，市场是有对称性的。”董登新表示，这一轮牛市由资金驱动和杠杆驱动，放大了成交量，也放大了风险。

　　与以往A股微调不同的是，此次股市暴跌在影响投资者的情况下也对上市公司造成了直接影响。

　　7月3日，青岛金王发布公告称，因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自当日开始停牌。而类似青岛金王这样以停牌躲避暴跌的公司，自A股股票跌停潮以来已超过150家。而停牌理由也多以“拟筹划重大事项”为主。

　　4500点或为阶段目标

　　不过经过7月4日、5日两天利好消息的轰炸，上述以停牌“锁定”股价的上市公司或许会适得其反，错过多重利好带来的反弹。

　　“空方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折中情况下，暴跌的底端基本上也快到了，技术上存在着比较大的技术成本的反弹要求，这时候我们配合救市政策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节奏上和市场的增长就同步了。”董登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从7月3-5日，三天的时间，监管层释放了近20条利好信息。

　　在最高决策层倾向果断强力救市的情况下，证监会出台多项救市政策。包括以多举措引导长期资金入市；放缓IPO，减少IPO数量和筹资金额；召集券商及基金公司商讨救市策略；证金公司增资至1000亿元维护市场稳定；7月4日，中信、海通、广发等21家券商在证监会开会发出联合公告，出资1200亿元购买蓝筹股ETF，并于7月6日上午11点之前资金到位……

　　“我们内部预测这周可能会涨500个点，毕竟周末出了很多实质性的利好。不过，我个人认为最多涨400个点，涨到4100点就不错了。”中信建投匿名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披露说。董登新则认为4500点是本轮救市的阶段目标。

　　“救市有两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要避免引发金融体系风险；第二个原因是股市大幅度下跌可能会挫伤消费者信心，并给企业带来冲击，导致经济衰退。”长江商学院教授陈龙表示。

　　事实上，自监管层出面救市以来，关于行政力量是否要干预市场的争论就一直存在。

　　董登新认为，在普通的市场下跌或调整期，政府最好不要干预。

　　“但是大盘暴跌30%，已经被定义为股灾了，这就不是普通的市场调整，折中情况下需要特别的政策，怎么特别都不过分，不能以常规的市场环境来判断。”董登新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

　　“但是救市是不能随便用的。股民和金融机构都需要吸取教训，并付出代价。”陈龙认为，只讲救市而不讲代价是危险的，其导致的道德风险会引来将来更大的麻烦。

　　“所以说救市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安排，需要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在一个牛市里面救市，所做的事情就更需要仔细思考。”陈龙谨慎地表示自己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