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体系创新潜力很大

   本报记者 张涵 北京报道

    从为非洲客户提供用手机验证假药服务的高科技创业公司，到给印度孕妇提供低价产程服务的连锁产科医院，美国创新医疗服务国际合作中心（IPIHD）所关注并支持的医疗创新项目，已在全球为上万客户解决了各种医疗问题。

    IPIHD由世界经济论坛、麦肯锡公司以及美国杜克大学于2011年合作创立，在全球范围内已同数十个医疗服务创新者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以推广创新模式并增加高质量、低收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目前，上海浦东联洋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为老年人居家养老和健康管理打造的“乐巢”模式已经成为医疗创新服务中的一员，也是IPIHD在中国的第一项目。

    “乐巢的模式非常有趣，我们已经在策划将乐巢模式推广到其他地方，”IPIHD执行总裁、杜克大学医疗创新中心主任Krishna Udayakumar博士向本报表示。

    作为非盈利组织，IPIHD在全球与当地政府、医疗系统以及医药巨头合作，对各地医疗面对的挑战有很多一手的认识。Krishna Udayakumar博士在专访中向本报表示，中国医疗体系具有很大的创新潜力。

    创新解决发展问题

    《21世纪》：在IPIHD创新地图中，很容易发现有更多的项目是在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趋势？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创新的健康项目在发展中国家会更有效呢？IPIHD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实施有什么不同模式？

    KU：我们看到许多变革创新的模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这些情况下，企业家往往资源约束下试图解决健康和医疗保健领域的挑战，这常常成为突破的入口，正如常说的“需要是发明之母”。

    此外，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如印度，其卫生系统中有更多的市场力量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客户/患者直接支付服务的费用。这可以创建一个更有效的市场，这些客户正在寻找他们所购买的医疗卫生服务中价值最高的，促使提供商更加适应病人的需求和价格。

    第三个组成部分是政策和监管环境。像美国或英国这样的国家有一个高度管制的医疗市场，新的服务或技术进入壁垒非常高，而相对监管的障碍在其他国家比较低。这使得更多的“破坏性”创新发生，尤其是通过进入新的市场。

    《21世纪》：在项目融资方面，IPIHD如何说服医疗公司和投资者投资于这些高度创新/创业项目？一般IPIHD会建议投资者期待得到怎样的投资回报？有没有相关的例子？

    KU：IPIHD的工作得到了很多企业，基金会和政府的支持，这有助于促进我们与之共事的每个团体的创新的增长。

    此外，还有很多潜在的资金来源，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和慈善事业。IPIHD有助于正确匹配最好的资金来源，以便获得资金支持规模和创新。几个IPIHD创新项目已经成功地筹集资金，例如，印度项目Vaatsalya得到来自Aquarius India Fund、Seedback等基金会支持。此外同样在印度的项目Life of Spring也得到了Acumen的支持。

    同时，融资也来自于公私合营。例如，在卢旺达的项目One Family Health已经与葛兰素史克、卢旺达经济银行与财政部达成了公私合营协议，将在卢旺达各地建立数百个卫生站，以解决未满足的医疗需求。

    同时，IPIHD也会资助一些潜在的赞助方对创新项目的实地考察，这将有助于“激励”他们了解项目并作出支持。事实上，我们一个企业赞助商已经帮助我们在厄瓜多尔设立了一个叫做APROFE的基金，专门为IPIHD创新者筹资金。此外，基金会希望能够在APROFE外也用各种途径帮助项目创新者达到他们的融资目标。

    中国有潜力进行跨越式创新

    《21世纪》：能否简单介绍IPIHD在中国的发展？IPIHD与中国政府、各个省市政府及医疗部门的交流中，有什么有趣的发现？中国各级政府对配合这些医疗创新项目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KU：IPHID希望能继续扩大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够与中国各地的医疗创新者建立更加深层次的医疗创新网络，与各地政府合作共同支持医疗领域创新，并通过与中国企业的支持的规模和复制的医疗保健创新模式，同时增加IPIHD的国际视野。我个人前往中国的时候多次谈到IPIHD的项目，在一次在上海的医疗业务主管见面会上，这些业内人士都对支持IPHID的项目在中国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热情。我们希望能够在更大的领域展开工作，尤其是希望与地方省市政府在未来的几个月乃至几年中加强合作。

    《21世纪》：在IPIHD已经在开展的30个项目中，哪些有可能在中国复制？在复制过程中将会遇到哪些困难？

    KU：我们正在研究在IPIHD已有项目中有可能在中国进行复制的潜在的模型，同时，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在中国的创新医疗保健模型在其他地方复制。

    根据我们的研究，低成本、高质量的眼部保健模型非常适合中国。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类似的项目已经在中国境内开发。

    几个现有的IPIHD创新项目也已经讨论或已经制定了在中国的合作，如ClickMedix和Crand Aides这两个项目，目前我们正在与他们密切合作，以更好地了解当地推动医疗创新的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实施这些模型在中国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包括政策、法规，以及模式非常不同的医疗保健融资。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的医疗保健正在通过公共机构提供的，而我们看到在其他世界各地的创新大部分是来自私营部门。找到支持公共部门医疗创新的模型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同时也应该支持建立一个让更多私营部门参与医疗的环境。同时在过去几年，医疗保险在负担医疗支出上的重要性明显增加，这一趋势正在对中国医疗融资模型及医疗创新有很大的变革。

    《21世纪》：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医疗改革，你认为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有哪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应该学习哪些国家的经验？

    KU：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医疗挑战，尤其在如何设计一套个人和政府提供负担得起的高品质医疗解决方案。在这个挑战的基础上，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增长又将继续增加中国医疗保健系统的压力。

    通过简单复制很难解决系统性问题，但中国的机遇在于可以跨越很多已有医疗系统的限制，而直接将学习最有效最创新的模型，以帮助医疗融资、医疗预防、诊断等等，以这些创新模型综合成为一个全新的医疗体系。这种类型的发展将使得中国处于医疗的全球领先地位，并给中国人口带来有效的服务。如果想达到这样的系统性创新，亟须达成包括医疗融资、医务人员人力资源发展等多方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