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跨国公司发展的政策体制研究

　　——国家战略和政策引导对企业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跨国公司相关理论研究和我国企业调研说明，市场力量和政策制度都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条件和核心推动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驱动。

　　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中称，推动跨国公司扩张并使全球生产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包括市场力量和国家作用，国家通过两种方式施加影响：通过管理、税收和立法等影响企业国际化进程;通过多边协定影响跨国资本流动的方向。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日益活跃，提出投资阶段理论的经济学家邓宁，在近期研究中也表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更易受到国家经济政策和国内制度的影响。

　　中国贸促会 《2011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和意向调查报告》显示，政府政策对企业海外投资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92%的受访企业将“相关政策和优惠条件”作为促进其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次是“投资目的国市场潜力”(86%)和“从目的国优惠政策获益”(70%)。此外还有“投资目的国的市场资源”、“规避贸易壁垒”、“节省运输成本”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

　　——政策体制逐步改善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大概经历了三个时期，各时期投资规模波动，都反映出对外投资政策的走向及变化。

　　1993—1997年是加强对外投资管理阶段，我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维持在20亿美元的较低水平;1998—2003年是政策调整期，虽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但促进与支持的政策配套不足，加上全球对外投资下降，我国每年对外投资基本在不足30亿美元徘徊;2004年后是放松管制和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阶段，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后，对相关政策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2003—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9亿美元增至746.5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57%，远超世界平均水平。金融危机后全球FDI大幅下降，中国对外投资逆势增长，更突显了中国经济总体实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以及 “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政策效果。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通过简化和放宽项目审批、放松外汇管制、增强财税金融扶持、加强宏观指导与风险防范、强化服务支持等，已经构建了基本的境外投资管理与服务体制，政府职能也开始从单一的审批监管逐步向兼具宏观指导与服务支持的方向转变。可以说，相关政策和制度的逐步改善，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和进程发挥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经营面临诸多挑战

　　——外部压力日益提升

　　一是危机后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对涉及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重大资源领域的投资，采取更为严格、更加形式多样的限制措施。据 《2012国际投资报告》，2011年全球有67项新外资政策出台，其中15项政策是对外资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或监督措施。尽管限制性措施在新政中的占比(22%)已低于2010年32%的比重，但在制造业、农产品加工和金融等领域仍占据较大比重。

　　二是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跨国公司更加重视海外业务拓展，在全球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更为突显，2010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产值约占全球GDP的10%、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3，2011年跨国公司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的增速都明显高于在母国的业绩增长;随着全球化深入和自身实力提升，发展中国家逐步将对外投资作为重要战略，不断增强为企业提供税收、融资、保险等政策支持与相关服务。

　　三是环境保护、劳工待遇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为企业跨国经营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

　　四是中国快速崛起和部分企业的 “所有权”特征，导致有些国家对中国投资日益敏感，多起我国企业参与资源类投资和涉及高新技术的并购项目失败，东道国政局动荡也使企业面临更多非经营性风险。

　　——我国企业自身问题有待解决

　　随着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提高、投资方式日益多样化、投资地区逐步扩大，我国已形成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和跨国经营经验的企业。按照销售收入计算，2012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已增加到79家。但是，从核心竞争力、资源配置能力、产业整合能力及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影响力等方面来讲，我国企业与真正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仍存在较大差距。从跨国指数看，2011年50家“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增长率为60%，但海外业务占比仅为27%，仍远低于跨国500强约一半资产、销售收入和雇员来自海外的平均水平，与非金融100强跨国公司跨国指数达62.3%的水平相差更明显。从盈利能力看，2012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5.8%，中国2010年新进入企业的利润率为4.3%，2011和2012年新进入的企业利润率分别仅为2.0%和2.8%。

　　此外，我国企业在跨境投资经营中还面临一个非常独特而现实的问题，即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缺乏协调与合作，不仅导致企业在国际市场单打独斗、无法发挥协同优势，且内耗往往严重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损害国际声誉，为长期跨国经营埋下不良隐患。

　　——我国对外投资政策体制亟须完善

　　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审批、监管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政策环境得到很大改善。面对危机后世界格局快速变化、跨境投资竞争日益加剧，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扶持政策和服务保障无法充分满足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实现真正全球资源配置的现实需要。企业调查也显示，在各项支持政策中，企业对信贷保险政策、外汇管理制度和资金使用制度最不满意;在各项服务支持措施中，企业希望在国别和产业指导服务、项目对接服务、法律和技术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最为不满意或希望加强的是对跨国经营人才的培养。

　　总体来看，我国对外投资政策体制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两方面，即“监管过度、支持不足”：一方面，核准制并未在审批上真正放权，投资核准、外汇管理以及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审核等规定，仍导致管理内容重叠、行政程序复杂、投资决策效率低、企业财务和时间成本高。另一方面，现有财税金融的扶持力度，难以满足企业大规模拓展海外市场、及时获取战略性资产的需要，而政府着力增强的法律咨询、市场信息、人才培养等服务，尚无法满足企业跨国经营快速发展需要，针对性服务与支持更显不足。
完善政策体制的基本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是掌握全球资源配置主导权、控制全球生产布局和利益分配的重要主体。
    完善我国跨国公司发展所需的政策体制，目标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走出去”、努力抢抓机遇；二是力求“扎下根”、实现跨国经营。也就是说，通过尽快改善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体制和政策环境，大幅提升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能力，通过跨国经营真正实现资源全球配置，提升资金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全球分工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进一步拓展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值空间。
    应从三个路径加快推进我国跨国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首先，进一步放松管制，提升企业跨境投资便利化、减少跨国经营中的规制障碍；其次，加强政策支持与服务，通过加大宏观指导、服务保障与财税支持力度，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和跨国经营能力；第三，加快国内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改善母公司的经营环境、提升企业综合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