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今年GDP增长超8%的概率较高

易宪容

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经济指标的设定是，2013年的GDP增长目标为7.5%，CPI通货膨胀控制目标为3.5%，M2增长目标为13.0%，财政赤字目标为2.0%。而2012年，这些指标分别为7.5%、4.0%、14.0%和1.5%。也就是说，政府维持了GDP增长目标，提高了财政赤字比重，但降低了M2增长与CPI通货膨胀目标。既符合市场预期，又保持了今年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全年GDP增长超8%概率高

首先，从GDP增长目标来看，其目标基本上是保持在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增长目标区间（6%-8%），让早几年过高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下来，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提高上。估计这个基点在未来几年都不会改变。对于今年是否能够容易达到这个目标设定？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要好于2012年，特别是在房地产热销拉动下，今年前几个季度的GDP可能会达到8%以上。全年的GDP增长达到8%以上的概率会较高。特别是国内经济增长的政治性周期开始，地方政府的新一轮投资热潮可能掀起，更是增加了今年GDP增长超过8%以上的概率。

因此，新政府上任之后，既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更要化解当前的经济问题（挤出房地产泡沫、化解金融体系影子银行风险及减弱政治周期开始的投资热潮），如何实现两者间的平衡，应是今年政府经济政策所要考虑的重点。特别是在国际市场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比如在美国经济复苏已见曙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深化与蔓延、加上日元的贬值等原因的情况下，已经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新政府上任之后，就得对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重新判断与思考，以便找到更适合的应对政策，找到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基点。

通胀压力风险仍不可低估

对于把CPI通货膨胀目标控制在3.5%，这可能很大程度上与2012年CPI实际增长较低有关。不过，2013年CPI要达到这个控制目标可能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在全球增长复苏十分缓慢的情况下，整个市场物价水平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有些国家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防止通货紧缩而不是控制通货膨胀。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尽管看上去今年通货膨胀压力不会太大，但是由于现实条件与中国CPI统计体系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今年中国通货膨胀压力的风险仍然不可低估。特别是中国这种以猪肉为主导的CPI体系，当猪肉价格下行周期结束后，猪肉价格开始上升时，国内CPI又将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再加上CPI上行的压力可能与出现政治周期性投资热潮结合在一起，政府对控制CPI上涨目标会更加关注。

M2设为13.0%的三点考虑

对于今年M2增长目标为13.0%，即今年货币供应量比去年要低一个百分点，市场可能会比较失望或担心，认为今年央行货币政策可能有所收紧。其实并非如此，央行这样做可能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即希望让今年的货币增长与信贷增长控制在一个更为合适的水平上。比如，一是2012年国内房地产市场逆转，很大程度上与货币政策改变有关。在当前国内房地产价格仍然在上涨的情况下，央行货币政策是不会掉以轻心的，以便防止宽松流动性进一步把国内房价推高。

二是国内影子银行的风险正在增加，尽管监管部门也在正视这个问题，但如果市场流动性过多，其风险很容易被放大。无论是房地产泡沫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风险都如此。而货币政策考量则是降低这些风险最为重要的工具。

三是随着国内市场不停的金融创新，这几年国内金融市场 早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化融资体系，从而使得银行信贷在整个社会融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而使得货币政策控制目标重要性也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M2下降实是自然，不仅今年M2会下降，而且在未来几年里M2下降可能成为一种常态。所以，市场根本上就不用担心M2增长目标下降对市场流动性有多少影响。当然，从总体上来看，2013年货币政策会出现稳定中从紧的态势。

财政政策将更为“积极”

最后，就是关于2.0%的财政赤字目标的问题。2012年政府当局设定的财政赤字目标为占GDP1.5%的8000亿元目标，最终政府财政赤字为8500亿元，占GDP的1.6%。今年设定为2%的财政赤字目标应该是比2012年要大，这就意味着今年的财政政策比2012年更为“积极”。笔者认为，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要增加民生方面支出，比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支出。二是要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创造条件。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国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重点发生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我在去年上半年就指出，中央财政要通过完全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化解这些风险。如果中央政府将运用更大的财政赤字，将部分财政支出责任由地方转移到中央。这不仅能够逐渐化解这些地方融资平台之风险，也有利于当前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即实现落后地区经济追赶发展战略。因此，今年中央政府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国内经济增长一种动力。

总之，2013年所设定的各种经济目标，基本上采取比较稳健的方式。表现为既要把中国经济发展带向一个新的方向，但也不会采取过度激进的政策调整或改革，以便减少新的经济改革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荡，从而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