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如果中国不再刺激经济

搞好政策协调诚然重要，但各主要经济体要“首先办好自己的事”。

对中国而言，就是以全方位改革应对经济“换档”减速与转型阵痛

面对相似的经济困境，同在G20峰会之际，中国做出了不同以往的政策选择。在刚刚结束的第八次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此举显示，中国决策层将坚持“稳增长”，但给予“调结构”更大权重。中国不会再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外部不应对中国继续充当“全球经济火车头”抱以不切实际的希望。

目前，全球经济仍笼罩在“大衰退”阴影中。美欧经济缓慢复苏，但主权债务、失业率等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特别是自5月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出现资本外流导致的本币大幅贬值，通胀上扬、出口不振。新兴经济体会否在逆势强劲增长数年后，沦为下一个经济重灾区，它们是否需要出台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令人关切。增长与就业也成为本次圣彼得堡峰会的主题。

在此情形下，世人自然会将目光转向曾为抗击金融危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人们不会忘记，正值雷曼兄弟破产不久、金融危机肆虐之时，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4万亿”计划。这被外界视为对随后召开的首次G20峰会（11月14日至15日）的一份大礼。G20峰会自此被寄予厚望。此后两年间，中国经济为全球增长贡献超过40%，而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资源大国，更是凭借对中国的出口，安然度过了全球金融海啸。循此前例，有国外政要近来对中国迄今未推出类似刺激计划表示不满，海外舆论也出现中国“变得自私了”之讥。

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表态，打消了国内外的再刺激幻想，这是中国决策者的明智之举，表明他们对经济增速下滑的结构性和周期性成因有着理性的认识，对政策工具的效果与局限也有清醒的估量。

在考虑推出刺激计划时，必然回答几个问题：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若无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将有怎样的表现？刺激计划的收益与成本各有多大？按照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在维持现有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7.75%，明年增长7.7%。这一增速较之自身以往下降明显，却仍足以令深陷困境的其他经济体羡慕。倘若中国继续走在依赖投资而非效率提升的老路上，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只会更加严重。在金融危机甫一袭来，“对问题宁可估计得严重一些”成为主导思想，因而出台种种“过犹不及”的政策尚可理解，今天，在种种负作用仍未消除之时，再出台刺激计划显然不足取。

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不可逆转。若一味以人为刺激需求以图重返两位数增长，对中国经济来说将贻害无穷。诚如习近平此次所言：“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这一阐述，应该为国内所有患“高速增长饥渴症”的官员记取，也足以打消国际上期待通过“中国再刺激”受惠于己的幻想。

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最终要依靠自身的稳定成长、结构转型来体现，不在一时，贵在长期。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验和教训也说明，刺激计划带来的兴盛终难持续，结构性改革才会播下长久繁荣的种子。亚洲各国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与债务本币化，被视作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大不同。而面对动荡匆忙采取的应急措施，若有悖于市场规律，虽可收效于一时，却会为未来埋下隐患。

当前一些国家的失误存在一定共性：经济问题常常被政治议题复杂化，当政者无力或不愿触动既得利益阶层；为了维持执政地位，又转向迎合社会底层的民粹政策，意在左右逢源，却最终落得左支右绌，集中表现在合理迫切的改革迟迟不能推出，不顾财政收支能力大开福利口子。印尼经济结构的突出问题本就是国有企业在能源、制造业、农业各领域形成垄断，政府对粮食、燃油、电力实施严格的价格管制。印度经济结构性问题则是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在12亿人口中，只有不足5%须交个人所得税；土改计划百年不能有效推行，在煤炭、铁路等行业存在诸多准入限制，金融机构多为国有控股，劳动用工制度僵化繁琐。面临2014年大选，印度政府又以GDP的1%（180亿美元）的代价，出台了“惠及”8亿人口的全球历史上最大的粮食配给计划。有此种种，经济陷入动荡便毫不足奇了。

在G20峰会等国际场合，搞好政策协调诚然重要，但各主要经济体要“首先办好自己的事”。对中国而言，就是以全方位改革应对经济“换档”减速与转型阵痛。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相似，但倘若应对得当，第一次是以正剧出现，第二次则有望以喜剧终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