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杰拉奇不计代价的城市化是不归路

[导读]由自愿迁入城市的农民供应数量来决定城市化推进的效率，城市化发展的速度问题便迎刃而解。而那时，中国的经济或因关键生产要素的缺失而进入衰退

近年，中国正大刀阔斧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创新。此次创新更是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而我们该为此欢呼吗？笔者并不这样认为。

中国选择创新的领域名为城市化，或说，不计代价的城市化。这是一条不归路，一条容不得丝毫偏差的不归路。它被觊觎着去兑现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假设——城市化引领经济发展。然而，或许这假设本身已是本末倒置？城市化不应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结果。近来，中国的决策者对城市化的深化由激进转向谨慎，低速前行或将反而带来利处，使中国的发展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笔者曾在之前的评论中指出，当今中国仅存的绚烂文化正在被大力推进的城市化逼上绝路，这种文化迫害的代价将由我们的子孙来偿还。那么，抛开文化，这次让我们来谈谈经济。

在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实现动辄好几个世纪。当时总人口仅5000万的美国，将城镇人口比例从30%升至如今的75%花费了整整100年的时间。但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却试图以更快的速度依样画瓢。

而发展至今，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如何？笔者以“30-50-30规则”的简略公式来描述，这个公式模型涉及三个发面：一、拥有城市户籍的人数占总人口的30%，而为农村户籍人口占70%；二、总人口的50%生活在城市，而另50%生活在农村；三、占总人口数30%的居民，其全部或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农业生产。

这些数据意味着占总人口20%的居民虽生活在城市但并未获得城市户籍，而另外有20%的居民生活在农村而并非从事农村相关产业（农业、渔业、畜牧业、林业等）。

中国的户籍历史十分有趣。起初，农民被禁止迁入城市工作生活，而必须留守农村为全国人民生产粮食。而后，国家逐渐开放直至鼓励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城市化曾为中国带来辉煌的成就，并一度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关于未来，城市化的深入推进是否依然能带来同样卓著的经济增长呢？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城市化为提高农民个人生活水平以及地方政府收入做出显著贡献。

第一，城市化的推进大大提高了农民的个人收入，农民个人所得增长两倍。现今，中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仅8000元，而城市居民达27000元。个人收入的明显增长成为城市化带来的主要优势。

第二，一旦农村居民将户籍迁至城市，便失去其对原有土地的使用权，最终这些土地资源将由当地政府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而获得一笔可观的政府收入。因此，当地政府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贡献有了显著提高，功德圆满。同时，农民因放弃土地使用权而获得几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相当划算。

然而从负面意义来说，现有的城市化依然存在诸多弊端。

首先，农民工并未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这种不平等待遇造成的实际损失尚未确定，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的心理感受。

另外，农民工消费水平极低，对城市的经济增长缺乏贡献。一方面，农民工的个人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同时，他们更倾向于将收入积攒起来寄回农村老家，而非在城市消费。如此一来，地方政府缺乏资金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福利也不足为奇。

尽管农民的个人收入相较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同样与日俱增。单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经济财富的标准是极为片面的，真正的财富应为居民可以用于享有特定生活的资本总和。

地方政府需要投资发展大量的基础设施，而这些费用通常来自政府债务。提到地方政府债务这个热点问题，敢问谁又知道这笔资金的具体数额？

最后，从笔者个人经历出发，在与一些农村居民的谈话中了解到，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更高的生活质量，但几乎没有人愿意因此而放弃他们的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便是根，是他们未来生活的保障，更是家人从城市打拼归来最温暖的港湾。

如果我的结论没错，由自愿迁入城市的农民供应数量来决定城市化推进的效率，那么关于城市化发展的速度问题便迎刃而解。而那时，中国的经济或因关键生产要素的缺失而进入衰退。

非洲有这样一句谚语：“若要走得快，独自前进；若想走得远，结伴同行。”中国如今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然而细水方得长流，让我们祝愿这条极速发展之路也能走得长远。■

（本文由宁波诺丁汉大学陈飞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