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改升级版轮廓已现

　　文/石齐平

　　“全球化”大趋势在2008年世纪金融海啸之后出现了很大的逆转，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尽快地由外需导向转变为内需导向，这就需要有体制与政策上的巨大变革。

　　近来海外一些媒体纷传，中央为进一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计划，已成立了7个高层工作小组，负责起草7大领域改革方案，内容涵盖金融部门、财政体系、土地使用权、生产要素价格、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社会收入不公及户籍制度等领域。改革方案预计将提交于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如果审议通过后，这个升级版的中国经改将自2014年起全面展开。

　　有必要将这个升级版的改革，放在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大时空形势下作一些观察与评估。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自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三个误区：(1)经济上100%计划经济;(2)所有制上100%公有体制;(3)贸易上100%“闭关锁国”。这三个“100%”，束缚了几乎所有的中国生产力。到了1978年，这条路再也走不下去了。因此邓小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中国国运的转折点，是近代中国崛起复兴的始点，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改革的1.0。

　　中国经改1.0，从1979年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告一段落。在这段期间中，“改革开放”中的“开放”相对容易，走在前面，一放就活。但“改革”(包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公有体制到民营体制)难度高，不但须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免不了折腾，1989年就遭到重大挫折，导致停顿。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并展开真正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了金融、财税、外汇、投资四大体制)。由此开始，可视之为中国经济改革的2.0。

　　中国改革2.0，从1993年起始到2012年告一段落，约20年。内容范围从狭义的经济(金融、财税、外汇、投资)向社会改革(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社保)扩延，可以看到，无论对生产力的释放及对广大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必须同时指出，由于受到了三个制约，改革的进程与结果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1)进一步的思想解放不易，特别是在政府职能与市场机能的分际，及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的争议等方面;(2)固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权)与新生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钱)对改革的抗拒与日俱增;(3)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政策欠缺充分的专业知识，例如为了救市或稳增长，往往过度依赖短期性的政策调控，不但影响了调结构，而且产生了许多的政策后遗症。

　　与此同时，从1979年到2012年，从改革1.0到改革2.0的30多年，中国面对的外在形势也正在出现巨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全球化”大趋势在2008年世纪金融海啸之后出现了很大的逆转，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尽快地由外需导向转变为内需导向，这就需要有体制与政策上的巨大变革。2013年，习李接班，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内外形势。

　　习近平日前在天津调研时说：“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下大气力解决体制弊端。”李克强也说过，“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从这里，我们可以初步观察有关报道中的七个改革，也许可以归纳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

　　(一)近来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明显减缓，但从习李改革基本框架看来，似乎更倾向于依靠改革，而不是仰赖短期性的宏调刺激政策。

　　(二)就改革而言，习李似乎相当重视政府职能与市场机能的合理分际，该放给市场就放给市场，该政府管的政府就必须好好管好。

　　(三)扩大内需的基本战略思路应该是：(1)松绑民间投资;(2)推动收入分配改革;(3)城镇化。至于城镇化，初步重点则置于土地及人口两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四)针对难度较高的国企改革，则似乎倾向于通过迂回途径，即减少政策补贴，进行要素价格改革，及放宽民企投资等方式来推动。

　　中国经改的“升级版”轮廓已现，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