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双边贸易投资额翻番
专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来五年双边贸易投资额翻番
[ 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国家,公共部门都坐在私人部门的肩膀上,我们的公共部门过于庞大,所以要让它“瘦身”,同时要给私人部门提供税收优惠的“氧气”,这样私人部门才能跑得快。我们必须消除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占据了我们的资源 ]
“上一次来中国还是1998年,转眼已经15年过去了。如今我以总理身份再度访华,而中国已经取得了卓越非凡的成就!”坐在长条桌的对面,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颇为感慨地说。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内塔尼亚胡于5月6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5月7日,他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谈及此次访华,内塔尼亚胡告诉我们,他希望“巩固中以关系,也旨在为中国企业与以色列科技之间建立一条直接通道,最大化地发挥我们的互有优势。”
内塔尼亚胡1949年10月21日出生于特拉维夫,是以色列首位在建国后出生的总理。他曾于1996年至1999年出任以色列总理,2009年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2013年3月成功连任。在堪称“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不仅曾出任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也多次担任议会反对党领导人。
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对以色列经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为以色列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他仍然坚信应继续为公共部门“减肥”,让私人部门轻松前行,同时,用绵延不断的科技创新推动以色列经济持续发展。
曾经服过5年兵役的内塔尼亚胡身上依旧留有军人的气息。当我们问这位久经沙场的政治领袖:在过往岁月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略略沉思后,他回答说:“最难的是保持勇气。”“无论面对任何挑战,都不能失去勇气。”他说。
构筑“直接通道”
第一财经日报:这是你第二次以以色列总理的身份访华,与1998年第一次访华时相比,你感受到了怎样的变化?你此次访问的重点是什么?
内塔尼亚胡:上一次我也来了上海,这是一个精彩的城市,非常壮观。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实现了人民想要看到的所有变化,这是非常瞩目的成就。我相信中以两国能携手完成伟大的事业。
经济发展有若干阶段。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阶段,即提供基础设施、污水处理、电气化,还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现在,你们要为未来而竞争,而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纪里,未来的竞争是“思维产物”(products of the mind)的竞争,未来属于那些能够生产“概念工程”(conceptual projects)的人们。以色列是世界上人均生产“概念工程”最多的国家,而且在各个领域内都首屈一指。
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巩固中以关系,也旨在为中国企业与以色列科技产业之间建立一条直接通道,最大化地发挥我们的互有优势。我们双方都有技术,而你们还拥有规模,不仅是市场规模,你们在工程、科学和制造等方面也有着强大的实力,这些都可以在以色列的科技枢纽上得以加强。我相信我们能够互利共赢,携手更上一层楼。
日报:中国是以色列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也是以色列海外直接投资(FDI)主要接受国之一。你预计未来五年中以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内塔尼亚胡:至少会翻番,可能远不止于此。以色列的经济与科技潜力能为中国带来巨大利益,在任何你们感兴趣的领域,如食品、能源、水处理、信息技术、生物科技领域,以色列都有很高的研发集中度,而且可以根据中国的需求量身定制。我们需要一个机制,让中国的公司有渠道表达需求,以色列可以根据需求提供针对性建议和方案。我们想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渠道,让中国企业随时与以色列沟通需求,得到中以两国政府的支持。我相信,在市场需求和研发之间,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适当的渠道,就能创造出无限的合作机遇。
日报:研发(R&D)在以色列经济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内塔尼亚胡:核心角色。我们每年GDP约有5%都投入到研发,这是全球最高水平。我的观点是,低技术不可持续,任何事物都将被科技化,21世纪的科技化节奏将越来越快。如果预测未来15年、20年、30年,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的能力将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之间越快展开合作,对双方裨益就越大。这也能帮助以色列获得更多资金来持续更新科技。以色列并不是中国的市场竞争者,我们并没有制造业,我们拥有的是伟大的头脑,集中在很小的土地上。这些“头脑”应该与中国这样的全球力量相连接。
日报:你此次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传递怎样的信息?
内塔尼亚胡:让我们消除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在中国企业与以色列研发机构之间建立一个快速直接的渠道。具体而言,我会在我的政府里设置专职人员,同样也希望在中国方面有相应的对接人员,任何一方如果有任何问题,都能够进行直接对话。不仅如此,我们也会向双方企业表明,政府正在背后鼎力支持。我也想借此机会邀请中国企业代表来以色列参观考察,来看一看我所说的中以两国的合作潜力。
为公共部门“瘦身”
日报:以色列经济成功抵御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内塔尼亚胡:在危机发生之前,我们就对经济进行了改革。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放了贸易,90年代我当总理时,第一次取消了所有的外汇管制,2003~2005年我担任财政部长时,对经济进行了大量结构性改革,包括控制支出、降低税收、增加竞争、建立信贷市场等措施。这些措施在政治上很难推行,但结果在经济上大获裨益,之后以色列经济平均每年增长5%左右。这帮助以色列弥合了与很多欧洲国家的经济差距,以色列的人均GDP几乎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欧洲国家。我们打算再接再厉。以色列经济之所以能比几乎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都更好地抵御这次危机,是因为我们提前在正确的时机采取了正确的行动。
日报:是什么促使你们提前采取了正确的行动?
内塔尼亚胡:我们曾经历过自己的危机。2003年当我刚开始担任财长时,以色列正处于异常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我并不认为那仅仅是因为安全问题或互联网泡沫破裂引起的危机,而是由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引发的结果。我当时想,我们应该利用这次危机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即加强私人部门,缩减公共部门,降低税收。例如我们将企业税税率从36%降低到了25%,但在我看来还是太高,未来我仍然偏向于继续降低税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从52%降低到了42%,债务占GDP比率也从超过100%降低到了74%,这是非常健康的。但我们必须继续加强经济增长并控制支出。
日报:你是否担忧以色列的财政赤字问题?你预计何时能实现财政预算平衡?
内塔尼亚胡:我们当前存在财政赤字,但未来我们会削减支出,同时也可能增加税收,但相比增税,我一直都更偏好削减支出。尽管由于刚刚结束的选举,2013年的财政赤字目标暂时上升到了4.65%,但我们明年的财政赤字目标是3%。而且我们的债务占GDP比率一直都在下降,包括今年。
日报:你们的债务/GDP比率目标是60%吗?
内塔尼亚胡:我们的目标是降低到74%,也希望能降到更低。我曾说过,我希望将债务占GDP比率能从100%降低到70%,人们听到我这么说就笑了,认为这怎么可能。但现在我们真的是集中精力在努力降低债务比率。
2003年,当我开始担任以色列财长且面临危机之时,我曾想,我该如何向以色列人民解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发现了一张当年我作为伞兵参加训练第一天时的照片。当时我们正进行一项特殊的竞跑比赛,要求将右边的队友扛到肩膀上然后跑步。当哨声吹响,我只能艰难地迈出几步,旁边的一个小个子士兵直接就倒下了,但他边上的另一个大个子却像火箭般冲了出去,因为这个人肩膀上的队友个子最矮。
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国家,公共部门都坐在私人部门的肩膀上,我们的公共部门过于庞大,所以要让它“瘦身”,同时要给私人部门提供税收优惠的“氧气”,这样私人部门才能跑得快。我们必须消除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占据了我们的资源。但即便拥有了正确的平衡关系,开始跑起来,也可能会掉进沟壑,撞到栅栏,碰到墙壁,在竞争过程中遭遇种种障碍。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消除这些障碍,我们的确也是这么做的。现在看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
但未来的增长将从何而来?将来自于技术、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基础建设,以及我们最新发现的天然气资源,这些领域我们都可以邀请中方参与合作。中国经济正在再平衡,我们也要再平衡,尽管处境完全不同。我们认为,对以色列经济而言,解决方案是在国际市场上建立高度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而言,我们也可以是你们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倾听你们的需求。
日报:你认为以色列能如何帮助中国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内塔尼亚胡:只有科技能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创新是无法维持高增长的。创新能够为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合理的附加值。我们也曾面临过同样的问题,经济不断增长,人均GDP达到了32000美元左右,经济还在以5%的速度增长,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增长的引擎就是科技。当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时,增速越来越难以维持。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时候,能够为产品和服务成本提供合理附加值的只有科技创新。这也是为何以色列想要与中国合作的原因。
日报:再来看看中国和以色列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你是否担忧以色列的房地产价格泡沫?
内塔尼亚胡:我们的国土面积很小。我们的问题主要在于土地供应,土地成本过高是房价问题的主要原因。人们拥挤在城市里,城市土地价格直线上涨,因此我们不得不增加土地供应。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能从中国学习经验。尤其是中国建造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连接到城市以外、相对人口密度较低的新社区,从而降低住房成本。我们也正在北部和南部建立高速公路,试图以此增加土地供应来降低住房成本。因此我们主要是从供应面来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在需求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只是暂时性的。
日报:作为以色列的政治领袖,你认为在你的政治生涯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刻?最令你感到满意的又是什么时刻?
内塔尼亚胡:最困难的事情是保持勇气。如果你是一个思维清晰的人,这就是最难的事情。如果你不是个思维清晰的人,最难的就是成为思维清晰的人。最重要的是,当你看到问题,不失去解决问题的勇气是很难的。勇气要比思维清晰更重要。但清晰是第一步,要辨明问题与挑战,更要有解决问题的勇气。无论面对任何挑战,都不能失去勇气。
日报:你是如何做到一直保持勇气的?
内塔尼亚胡:当你想到这一切为了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犹太民族的未来。犹太人的历史几乎与中国人一样悠久,我们有将近4000年的历史,中国比我们早了1000年左右。以色列是地球上第二大古老文明,我们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化、伟大的学习传统。你们的未来是有保障的,我们的未来则时刻需要获得保障,我认为这一直是最大的挑战。最令我感到满意的时刻,就是回想刚才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 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国家,公共部门都坐在私人部门的肩膀上,我们的公共部门过于庞大,所以要让它“瘦身”,同时要给私人部门提供税收优惠的“氧气”,这样私人部门才能跑得快。我们必须消除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占据了我们的资源 ]
“上一次来中国还是1998年,转眼已经15年过去了。如今我以总理身份再度访华,而中国已经取得了卓越非凡的成就!”坐在长条桌的对面,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颇为感慨地说。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内塔尼亚胡于5月6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5月7日,他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谈及此次访华,内塔尼亚胡告诉我们,他希望“巩固中以关系,也旨在为中国企业与以色列科技之间建立一条直接通道,最大化地发挥我们的互有优势。”
内塔尼亚胡1949年10月21日出生于特拉维夫,是以色列首位在建国后出生的总理。他曾于1996年至1999年出任以色列总理,2009年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2013年3月成功连任。在堪称“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不仅曾出任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也多次担任议会反对党领导人。
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对以色列经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为以色列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他仍然坚信应继续为公共部门“减肥”,让私人部门轻松前行,同时,用绵延不断的科技创新推动以色列经济持续发展。
曾经服过5年兵役的内塔尼亚胡身上依旧留有军人的气息。当我们问这位久经沙场的政治领袖:在过往岁月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略略沉思后,他回答说:“最难的是保持勇气。”“无论面对任何挑战,都不能失去勇气。”他说。
构筑“直接通道”
第一财经日报:这是你第二次以以色列总理的身份访华,与1998年第一次访华时相比,你感受到了怎样的变化?你此次访问的重点是什么?
内塔尼亚胡:上一次我也来了上海,这是一个精彩的城市,非常壮观。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实现了人民想要看到的所有变化,这是非常瞩目的成就。我相信中以两国能携手完成伟大的事业。
经济发展有若干阶段。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阶段,即提供基础设施、污水处理、电气化,还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现在,你们要为未来而竞争,而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纪里,未来的竞争是“思维产物”(products of the mind)的竞争,未来属于那些能够生产“概念工程”(conceptual projects)的人们。以色列是世界上人均生产“概念工程”最多的国家,而且在各个领域内都首屈一指。
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巩固中以关系,也旨在为中国企业与以色列科技产业之间建立一条直接通道,最大化地发挥我们的互有优势。我们双方都有技术,而你们还拥有规模,不仅是市场规模,你们在工程、科学和制造等方面也有着强大的实力,这些都可以在以色列的科技枢纽上得以加强。我相信我们能够互利共赢,携手更上一层楼。
日报:中国是以色列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也是以色列海外直接投资(FDI)主要接受国之一。你预计未来五年中以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内塔尼亚胡:至少会翻番,可能远不止于此。以色列的经济与科技潜力能为中国带来巨大利益,在任何你们感兴趣的领域,如食品、能源、水处理、信息技术、生物科技领域,以色列都有很高的研发集中度,而且可以根据中国的需求量身定制。我们需要一个机制,让中国的公司有渠道表达需求,以色列可以根据需求提供针对性建议和方案。我们想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渠道,让中国企业随时与以色列沟通需求,得到中以两国政府的支持。我相信,在市场需求和研发之间,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适当的渠道,就能创造出无限的合作机遇。
日报:研发(R&D)在以色列经济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内塔尼亚胡:核心角色。我们每年GDP约有5%都投入到研发,这是全球最高水平。我的观点是,低技术不可持续,任何事物都将被科技化,21世纪的科技化节奏将越来越快。如果预测未来15年、20年、30年,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的能力将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之间越快展开合作,对双方裨益就越大。这也能帮助以色列获得更多资金来持续更新科技。以色列并不是中国的市场竞争者,我们并没有制造业,我们拥有的是伟大的头脑,集中在很小的土地上。这些“头脑”应该与中国这样的全球力量相连接。
日报:你此次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传递怎样的信息?
内塔尼亚胡:让我们消除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在中国企业与以色列研发机构之间建立一个快速直接的渠道。具体而言,我会在我的政府里设置专职人员,同样也希望在中国方面有相应的对接人员,任何一方如果有任何问题,都能够进行直接对话。不仅如此,我们也会向双方企业表明,政府正在背后鼎力支持。我也想借此机会邀请中国企业代表来以色列参观考察,来看一看我所说的中以两国的合作潜力。
为公共部门“瘦身”
日报:以色列经济成功抵御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内塔尼亚胡:在危机发生之前,我们就对经济进行了改革。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放了贸易,90年代我当总理时,第一次取消了所有的外汇管制,2003~2005年我担任财政部长时,对经济进行了大量结构性改革,包括控制支出、降低税收、增加竞争、建立信贷市场等措施。这些措施在政治上很难推行,但结果在经济上大获裨益,之后以色列经济平均每年增长5%左右。这帮助以色列弥合了与很多欧洲国家的经济差距,以色列的人均GDP几乎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欧洲国家。我们打算再接再厉。以色列经济之所以能比几乎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都更好地抵御这次危机,是因为我们提前在正确的时机采取了正确的行动。
日报:是什么促使你们提前采取了正确的行动?
内塔尼亚胡:我们曾经历过自己的危机。2003年当我刚开始担任财长时,以色列正处于异常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我并不认为那仅仅是因为安全问题或互联网泡沫破裂引起的危机,而是由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引发的结果。我当时想,我们应该利用这次危机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即加强私人部门,缩减公共部门,降低税收。例如我们将企业税税率从36%降低到了25%,但在我看来还是太高,未来我仍然偏向于继续降低税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从52%降低到了42%,债务占GDP比率也从超过100%降低到了74%,这是非常健康的。但我们必须继续加强经济增长并控制支出。
日报:你是否担忧以色列的财政赤字问题?你预计何时能实现财政预算平衡?
内塔尼亚胡:我们当前存在财政赤字,但未来我们会削减支出,同时也可能增加税收,但相比增税,我一直都更偏好削减支出。尽管由于刚刚结束的选举,2013年的财政赤字目标暂时上升到了4.65%,但我们明年的财政赤字目标是3%。而且我们的债务占GDP比率一直都在下降,包括今年。
日报:你们的债务/GDP比率目标是60%吗?
内塔尼亚胡:我们的目标是降低到74%,也希望能降到更低。我曾说过,我希望将债务占GDP比率能从100%降低到70%,人们听到我这么说就笑了,认为这怎么可能。但现在我们真的是集中精力在努力降低债务比率。
2003年,当我开始担任以色列财长且面临危机之时,我曾想,我该如何向以色列人民解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发现了一张当年我作为伞兵参加训练第一天时的照片。当时我们正进行一项特殊的竞跑比赛,要求将右边的队友扛到肩膀上然后跑步。当哨声吹响,我只能艰难地迈出几步,旁边的一个小个子士兵直接就倒下了,但他边上的另一个大个子却像火箭般冲了出去,因为这个人肩膀上的队友个子最矮。
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国家,公共部门都坐在私人部门的肩膀上,我们的公共部门过于庞大,所以要让它“瘦身”,同时要给私人部门提供税收优惠的“氧气”,这样私人部门才能跑得快。我们必须消除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占据了我们的资源。但即便拥有了正确的平衡关系,开始跑起来,也可能会掉进沟壑,撞到栅栏,碰到墙壁,在竞争过程中遭遇种种障碍。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消除这些障碍,我们的确也是这么做的。现在看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
但未来的增长将从何而来?将来自于技术、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基础建设,以及我们最新发现的天然气资源,这些领域我们都可以邀请中方参与合作。中国经济正在再平衡,我们也要再平衡,尽管处境完全不同。我们认为,对以色列经济而言,解决方案是在国际市场上建立高度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而言,我们也可以是你们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倾听你们的需求。
日报:你认为以色列能如何帮助中国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内塔尼亚胡:只有科技能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创新是无法维持高增长的。创新能够为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合理的附加值。我们也曾面临过同样的问题,经济不断增长,人均GDP达到了32000美元左右,经济还在以5%的速度增长,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增长的引擎就是科技。当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时,增速越来越难以维持。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时候,能够为产品和服务成本提供合理附加值的只有科技创新。这也是为何以色列想要与中国合作的原因。
日报:再来看看中国和以色列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你是否担忧以色列的房地产价格泡沫?
内塔尼亚胡:我们的国土面积很小。我们的问题主要在于土地供应,土地成本过高是房价问题的主要原因。人们拥挤在城市里,城市土地价格直线上涨,因此我们不得不增加土地供应。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能从中国学习经验。尤其是中国建造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连接到城市以外、相对人口密度较低的新社区,从而降低住房成本。我们也正在北部和南部建立高速公路,试图以此增加土地供应来降低住房成本。因此我们主要是从供应面来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在需求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只是暂时性的。
日报:作为以色列的政治领袖,你认为在你的政治生涯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刻?最令你感到满意的又是什么时刻?
内塔尼亚胡:最困难的事情是保持勇气。如果你是一个思维清晰的人,这就是最难的事情。如果你不是个思维清晰的人,最难的就是成为思维清晰的人。最重要的是,当你看到问题,不失去解决问题的勇气是很难的。勇气要比思维清晰更重要。但清晰是第一步,要辨明问题与挑战,更要有解决问题的勇气。无论面对任何挑战,都不能失去勇气。
日报:你是如何做到一直保持勇气的?
内塔尼亚胡:当你想到这一切为了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犹太民族的未来。犹太人的历史几乎与中国人一样悠久,我们有将近4000年的历史,中国比我们早了1000年左右。以色列是地球上第二大古老文明,我们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化、伟大的学习传统。你们的未来是有保障的,我们的未来则时刻需要获得保障,我认为这一直是最大的挑战。最令我感到满意的时刻,就是回想刚才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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