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跃 专家顶层设计是关键

    从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的福利效应层面讲，我国亟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低下与不公。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转换成广大民众可享受的福利效应，经济才会有实质性飞跃。　　
　　根据国际经验，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的同时自身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今，已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迟迟不能自拔。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如今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5000美元的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而东亚的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地区，虽然也经历过短期停滞甚至倒退，但在实行了适当的改革后成功起飞，分别持续了将近10年的高速增长。据最新数据显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都已经突破了2万美元，成功跻身于“高收入行列”。
　　我国当下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迎面而来，能否借鉴经验，摆脱陈旧增长模式的沉珂，实现新阶段的持续增长，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能否跨越陷阱

    面对“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吴庆直言不讳地表示：“从当下的状况看，如果不在制度上做大的变化，体制方面不取得大的进步，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这样的判断也许并非危言耸听，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诸国就是鲜活的例子。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即便是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近邻韩国，人均GDP也曾在经济转轨时期出现过2年的负增长。
　　按照人均GDP，我国现在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是经济增长的转换。只要改革坚持沿着更加市场化、更加多元的体制迈进，我们是有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从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的福利效应层面来讲，我国亟需深刻反思的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又有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低下与不公。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转换成广大民众可享受的福利效应，我国经济才会有实质性飞跃。
　　有学者称，我国有保持10年8%高速增长的潜力，可能在未来5年将经济规模扩大到15万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但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少数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有效治理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则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偶然事件的爆发，都有可能演变成系统风险。

　　无经验复制

   纵观陷入或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验和教训都有。掉入陷阱的如南美诸国，民粹主义盛行，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仍在加剧；如过早进行资本开放的泰国，对国外经济的依赖过于严重，这为其金融系统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同时亦有成功经验者，比如上世纪70年代韩国的“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后来韩国政府将发展方向从扶持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韩国用了8年。
　　但这些经验教训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非常少，原因在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背后各有原因，而成功跨越的均为小国经济。比如最大的韩国现在经济总量也只有中国的1/4。这些小经济体在出口导向的经济道路上可以起飞，由此跨越中等收入的阶段，其关键因素就是他们小，出口导向型的跑道就那么长，小飞机可以飞起来。小经济体在出口导向型道路上，很快会遇到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不够了，二是土地价格快速上升。小经济体人口少，国土面积小，增长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就会上涨，市场力量就会推动他们摒弃出口导向型的道路。但是大经济体这两个优势一直迟迟消耗不完。
　　那么，我们该如何寻找出路？首先，应从制度层面好好想一想，有哪些阻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因素。

　　顶层设计是关键
   
　　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进一步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关键因素。
　　从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成功可以看出，曾经深受军人政治困扰和家族企业控制，之所以能用8年时间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改革之外，也与韩国执行的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国家发展计划密切相关。
　　那么，我们有哪些制度层面的问题亟需解决？
　　一是资源配置在不同所有制方面存在着结构问题，特别是资源要素在民营部门与非民营部门的不平衡。比如，国有部门垄断了上游资源领域，这就导致民营部门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国有部门，进一步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另外，在信贷方面，国有部门具有优惠条件，从银行体系的贷款很多都是打了折扣的，但由于投资效率并不高，这就导致其对利率上升所造成的成本压力并不敏感。建议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建立以企业信誉为中心的融资体系。
　　二是资源配置在空间领域的结构问题，比如城市不公平地提供公共品服务，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显著。而这种不公平对待，对当代以及下一代人力资本的积累造成了负面影响，进而拖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换代。而解决这些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正是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三是真正的危险还在于，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内外经济的失衡极有可能使免疫能力一直在低水准的金融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日益开放与联动的竞争世界中免受外来的冲击。从泰国、菲律宾等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独立强大的金融后盾，发生金融风险的代价无法估量。
　　四是中国的汇率和利率改革比较慢，无法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当前在美联储掀起又一轮货币宽松政策的情况下，应及早进行汇率改革，提高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防在美联储突然收紧货币政策的时候，引发对我国的巨大负面效应。
　　（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