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副院长谈“冤案”杀错人天就塌了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上刊文探讨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文章称“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
　　沈德咏在文中强调，古今中外，冤假错案都难完全根除。“纵观已发现和披露的案件，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与司法作风不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
　　宁可错放，不可错判
　　面对近年发生的冤案，沈德咏认为，像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
　　但这一观点随即引发了一些律师的反弹，一位律师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衡量法院是否有功的标志是是否坚守了法律的底线，而不是错误多少。
　　不过，沈德咏也在文中说，法院虽在防止错杀上是有功的，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最终将会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冤假错案一旦坐实，法院几乎面临千夫所指，此时任何的解释和说明都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
　　文章称，虽然最近出现了一些冤案，但法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是极为罕见的，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冤假错案往往是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或者是工作马虎失职的结果。因此，“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沈德咏认为，法律制度才是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冤假错案一旦铸成，没有谁能够救得了我们。”
　　命案必破传统可改
　　分析了冤假错案出现的原因后，沈德咏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不要过于苛求“命案必破”。因为强调“命案必破”会给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增添无形的压力，甚至形成外在的干预因素，进而影响办案质量。
　　一名资深刑辩律师告诉本报记者，中国有类似“命案必破”的传统，除了正常水落石出、凶手伏法的圆满结局外，还容易出现另外两种状况：一是隐瞒重大罪案；二是张冠李戴，草草结案。他认为应取消“命案必破”的考核机制。不过，也有人担心如果没有这种压力，会让个别侦查机关缺乏破案的动力。
　　对此，沈德咏的结论是，在实践中，受制于认识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少数案件破不了、抓不到、诉不了、判不了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这时正确的做法只能是该撤案的撤案、该不起诉的不起诉、该判无罪的判无罪，绝不可做“拨到筐里都是菜”的事。
　　沈德咏也提醒，防范冤假错案会有得有失，因为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文章还对公检法三机关的联合办案提出建议。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公检法的关系应该像“魏蜀吴”，现在更像“刘关张”。沈德咏则认为，三部门加强配合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互相制约，任何形式的联合办案都有可能埋下冤假错案的祸根，必须坚决摒弃，任何程度的迁就、照顾都有可能酿成大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由最高法主管的这份报纸近一个月在密集探讨冤案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几天前也刊文称，湖北佘祥林冤案、河南赵作海冤案，新近发生的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故意杀人、强奸冤案等，都暴露了原审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证据不足案件时所存在的“底气不足”的问题。他还说：“在今天的司法环境下，事先防范冤假错案与事后纠正一样都需要司法者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