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中的红十字会在质疑中尽力救灾

　　芦山7.0级地震又一次点燃了民众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
　　地震发生以来，红会募捐额一度落后于壹基金，知名企业以及公众的“用脚投票”让这个官方色彩浓厚的慈善机构相对失色。
　　“触底并未反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如此形容“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所遭遇的信任危机。
　　杨团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杨团认为，虽然红会存在诸多问题，但其救灾能力无疑是业内第一的，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灾体系，救灾物资储备也是最丰富的。
　　面对社会的各种质疑，红会副会长郭长江昨日在电话中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红会在大灾面前不会纠缠于这些事情，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把救灾工作落在实处，尽力做好，最终目的是让更多灾民得到救助。
　　备灾仓库与民政部比肩
　　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是第一批到达芦山灾区的红十字总会工作人员。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红会作为国家减灾委的组成部门，地震发生之后，他就收到了国家地震局发出的短信。
　　收到短信之后，红会总会立刻对灾情进行判断，并第一时间向四川省红会了解情况。王平称，当时发现和当地通讯中断，据此判断灾情比较严重。红会总会立即紧急召开执委会，成立救灾指挥部，立刻作出三项决定：
　　一是配合四川红十字会了解灾情；二是派出蓝天救援队成都分队赶赴灾区；三是从四川备灾中心调运第一批救灾物资，包括500顶帐篷、400个家庭包及一车食物。
　　随后，红会总会与四川红会取得联系，四川红会人员表示震感与“5·12”汶川地震时一样强烈，总会马上决定派出工作组了解灾情。
　　这也是红会第二次成立救灾指挥部，上一次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任总指挥，副会长郭长江、王海京，秘书长王汝鹏任副总指挥，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20日上午9时，四川省红十字会派出由专职副会长丁地禄任组长的救灾工作组前往灾区。四川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四川省红十字应急通讯保障志愿者大队、泸州红十字山地救援队等10支四川省内红十字救援队紧急赶赴灾区开展搜救工作。总会及全国各地红十字会救援队做好集结准备，随时待命。
　　总会王平带队前往灾区，上午11点从北京出发，由于机场关闭以及航班延误，下午5点到达成都，与四川红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前往芦山。接近芦山时遭遇大堵车，不得已绕道，晚上八时才到达芦山。
　　在王平到达之前，当地红会已经将存放在芦山的200多顶帐篷搭建起来，主要用于安置医院的患者，这也是灾区最早搭起的一批帐篷。
　　中午12时，中国红十字会从四川省各地备灾救灾仓库，调配第二批救灾物资发往灾区，包括5000床棉被、5000件夹克衫、5000个家庭包、1200顶帐篷。
　　下午4时，赵白鸽飞往灾区指挥红十字系统一线救灾工作。
　　下午5时，中国红十字999紧急救援队先头部队乘机奔赴灾区，由5辆大型救护车、1辆餐车、1辆通讯保障车组成的救援车队同时赶赴灾区。
　　灾后的72小时是黄金救援期，截至22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共计25支救援队前往灾区，共派出113辆救援车。
　　杨团表示，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以法律授权来进行紧急灾难救助的机构，它实际上承担着政府性救助的功能，财政多年来都专门款项用于红会备灾物资的储备上，红会的备灾仓库甚至与民政部不相伯仲。
　　王平向本报记者透露了红会的“家底”：当前红会共有两个国家级备灾中心，6个区域性备灾中心，24个省级备灾中心，44个地市级备灾中心。此外还有上百个县有备灾仓库。
　　昨天王平又申请调运了10000床棉被，由于成都备灾库只剩下5000床，又从西安调运了5000床。
　　必须“去行政化”
　　按照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分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参与芦山地震抗震救灾群众生活保障组、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组，以及救灾捐赠和涉港澳台事务组的工作。
　　地震发生后，红会总会每天都会进行一场救灾情况通报会，一位新闻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每天凌晨才能下班。但她也表示，最辛苦的还是在前线救灾的人员。
　　王平从20日晚上到达芦山之后就处于连轴转的状态，一直到本周五才能回京。过了黄金救援期之后，现在最大的工作是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以及救灾物资的发放。为了更有效地发放救灾物资，红会总会专门调派了经验丰富的广西红十字会赈济救援队前往芦山，将于24日上午到达灾区。
　　为了避免物资调动盲目所带来的浪费，王平现在所做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了解灾区所需物资的种类，并进行有效的物质调动。
　　截至23日下午17时，中国红十字系统收到社会捐款捐物23579万元，其中总会收到捐款捐物6735万元。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新闻发言人王海京表示，红十字会承诺将依法开展募捐，所募集的款物管理使用全程公开透明，将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接受捐赠信息及款物使用信息。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受邀监督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工作整个流程，包括款物接收管理及使用、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等。
　　杨团透露，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微群”，红会及时向委员会发布各种信息。地震发生之后，红会第一时间用微群通知了社监会委员，委员们受邀对救灾流程进行监督。
　　杨团表示，公众对于红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公开透明这一问题上，但她认为这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红会内部有一套较为完整和规范的救灾物资使用和分配的流程，无论是政府分配的资金还是公众捐款都会有较为严格的审计。
　　“红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行政化，红会是一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各级红会领导都是官员，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行政化和官僚化所导致。”杨团说，红会若想重建社会信任，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去行政化，还原它作为公法人社团的性质，真正成为受国家委托的非政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