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经济学对中国的启示上

　　中信建投研究所

　　引言：

　　我们发现，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李克强总理最近在多个场合阐述的经济施政方针和上个世纪八十年的里根经济学的主张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认为这种政策主张的相似性不是历史瞬间的简单巧合，而是两个时期两国宏观经济背景的相似性所决定的。

　　当下的中国不管是要实现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的奋斗目标，还是要解决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些结构性的、体制性的矛盾与障碍，都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要做出调整。

　　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应该是财富创造能力的升级版，应该是更高质量、更具可持续性的升级版，因此政府宏观调控的发力点就必然要更多地向供给的角度倾斜，而不能再依靠简单的需求刺激来维持总量的扩张。

　　尽管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困难还远没有达到美国当年(70年代的滞胀)的程度，但是从发展方向上看相似之处却也越来越发的明显。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衰竭，资源品价格扭曲有待调整，长期货币超发造成的资产价格(房地产)虚高不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下滑和通胀威胁日渐提升已成社会共识。此种背景之下简单的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将日渐乏力，对通胀的诱发效应反而会不断凸现，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更多的应该是在稳定货币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从供给的角度挖潜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通过称之为“里根经济学”的一系列包括紧货币、减税收、放松管制的政策成功跃出了困扰其十年之久的滞胀泥潭。

　　在我们一贯采用的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模式的缺陷日益凸现(挥之不去的严重产能过剩与屡控屡升的资产(房价)价格就是这一调控模式最明显的负面症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滑，通胀威胁逐渐抬升的状况下，更加注重从供给层面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显得日益迫切。我们认为中国当下的宏观经济管理特征与“里根经济学”的相似不是巧合，而是客观的形势与追求的发展目标所迫的结果。

　　为了更好的理解当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更好的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与未来方向，我们将在最近对“里根经济学”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与学习。

　　里根经济学与当下的中国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加强供给管理

　　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关于施政要点时，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而且在之后的不同场合又多次强调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简单说，现有中国经济版本的特点大致有：规模巨大、增速可观、投资拉动、损耗高、低附加值产值大等等。升级版是在现有版本基础上的升级，应该是具有更高质量与效益，更具可持续性，使人民享受更多增长成果的增长。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以往经验及教训而言，要实现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的目标，继续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依然十分必要，但是仅仅延续以往的宏观调控模式又是远远不够的。升级版的中国经济不再是规模的简单扩张，更主要的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微观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升级，显然这方面仅靠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需求管理的调控模式所作不到的，过去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成绩与瑕疵也对此作了有力的诠释。

　　我们认为，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应该是财富创造能力的升级版，因此政府宏观调控的发力点也应该更多地向供给的角度倾斜。而且从李克强总理对未来施政方针的阐述也似乎已经显现出了某种加强供给管理的倾向。李克强总理描述的升级版，基调是“使中国经济不发生大的波动”，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防范通胀，控制潜在风险，强调的是扩大内需，把改革红利、内需潜力和创新活力叠加起来，推动经济转型，使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和资源节约有新的提升。李克强总理指出，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着力点则从改变行政审批入手，提出的具体指标是，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共1700多项，这届政府要消减三分之一以上。对于政府机构和职能转变，李克强用需要“断腕”勇气去落实。对于近年来广为热议的政府财政收支问题，李总理提出“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并提出本届政府三个硬指标：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等只减不增。

　　如果再联系正在试点并快速推进的营改增改革;广义货币预期增长目标从2011年的16%到2012年14%，再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目标拟定为13%左右”，中央对M2预期增长目标出现了逐年回落，似乎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和当年美国的里根经济学的相似性越来越高了。

　　中国宏观调控与“里根经济学”的“巧合”是客观形势所迫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根经济学”的相似性不仅仅是由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所需，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机体之内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与当年的美国有所类似的结果。

　　美国当年发生滞胀的基本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美国经济增速一出现下滑就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进行刺激，结果导致菲利普斯曲线逐渐远离原点，向高失业(低增长)、高通胀方向不断推移;其次，自大萧条以后，美国的政府管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导致企业缺乏活力，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第三，上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时期大搞“伟大社会建设”，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各种社会福利法案均以零敲碎打方式获得国会通过，最终导致下岗职工所获得的各种福利补贴比在岗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还高，因而出现了“自愿性失业”，使得失业率居高不下，即使在通货膨胀时期也是如此;最后，是外部因素，即两次石油危机把油价迅速推高。

　　坦率地讲，尽管中国经济的近况还远没有达到美国当年的那种困难程度，但是从发展方向上看相似之处却也越来越发的明显。

　　首先，就宏观政策而言，多年来为了实现“保八”的目标，我们不断地寄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利器，通过大规模的“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建设来挽救增速回落的经济，“四万亿”刺激计划更是把这一需求管理模式演绎到了极致。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导致货币大量超发，资产价格(房地产)持续膨胀。近10年来我国的M2增长率平均值高于GDP达7.5个百分点，M2/GDP一直维持在150%～160%之间，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其次，就政府对经济管理活动参与的深度与方式而言，近10年来，我国经济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国进民退”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越来越多，企业活力在明显减退。对于政府管制对经济活力的严重制约，李克强总理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就有表示。

　　第三，虽然我们的民生建设和当时的美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政府部门的铺张浪费和低效率却比当时的美国要严重得多。虽然普通民众的民生福利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提升、完善，但是企业和居民的税负负担确实已经不轻，有调查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的高税负国家。

　　第四，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萎缩和中国工业体系的日渐完备，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不断地减弱，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而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升和资源价格改革将带来的成本上升也进一步推升中国的通胀中枢。所以就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而言，当下的中国面临着亚“滞胀”的挑战。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当下的宏观经济管理特征与里根经济学的相似不是巧合，而是客观的形势与追求的发展目标所迫的结果。我们相信，随着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工程在当前客观基础上的不断推进，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当年的“里根经济学”的相似性会越来越多。因为简单的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很难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现实的挑战将会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探索从供给的角度去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

　　二战结束时，美国曾是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占当时世界总量80%以上的黄金储备，因而能够确立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安排下，美元成为一种“硬通货”在全世界流通。但是到了60年代，随着美国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和德、日等国的重新崛起，美国贸易顺差不断减少。

　　到六十年代末，美国产业结构已急待变革。战后美国利用海外廉价能源，为其产业结构装上“汽车轮子”，高速公路，建材工业相应迅速发展，但到六十年代后期这一进展已近尾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H·马格多夫与P·斯威齐曾指出：“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潜在的经济增长因素明显削弱，长期经济增长显示着种种告终迹象，并进入一个类似于三十年代的经济停滞时期。”

　　根据西方统计资料，美国利润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工业增长率都在1967年发生逆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在六十年代后期也都明显放慢。至于消费物价上涨率从1966年即开始上升，并都明显超过了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谓的界限。1968年，通货膨胀已成为总统大选时的主要问题。金融业股票价格指数看涨，复合工业股票价格指数看跌，产业资本开始大量地向借贷资本转移。1970年，纯利息收入超过税后利润，成为美国史上破天荒的现象!产业资本的萎缩，借贷资本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物质生产部门的衰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生命已经衰竭。

　　七十年代开始，滞胀成为困扰美国经济、政治的最严重的问题。七十年代任职的总统，不论是共和党的尼克松、福特，还是民主党的卡特，都必须对经济衰退采取强烈的扩张性“反危机”措施，才能实现低速增长，但对物价急剧上涨又不得不采取收缩性“反通货膨胀”措施。“滞”与“胀”同时并存，在经济措施方面，忽而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反通货膨胀;忽而放手采取“反危机”的扩大信贷，扩大赤字政策，大起大落，反复折腾，出现种种反常现象。有时甚至在同一时期实行作用相反的措施，以致捉襟见肘，矛盾百出。

　　尼克松是在1969年通货膨胀加剧、美元危机、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上台的。上任不久尼克松政府就采取了“双刃剑”政策：一方面，鼓励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此来刺激经济、减少失业。另一方面，尼克松于1971年8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作为第一阶段，实行为期3个月的工资物价管制和停止使用黄金兑付美元。这使得一向生活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美国国民感到既吃惊，又欣喜;同时，也使得战后初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顷刻瓦解，从而使西方经济从此失去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

　　1971年10月，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这一次，反对的意见开始强烈起来。而且人们很快就发现，为实施工资、价格管制而成立的工资委员会和物价委员会实际上根本不起作用。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全国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提出了提价申请，而被批准与被否决的比例竟达20/1。结果，1972年物价在管制的条件下仍然上涨了3.2%，失业率也保持在5%以上的水平。物价扶摇直上，达到了1974年全年上涨12%的历史最高纪录。

　　到1974年8月福特就任美国总统时，“滞胀”的局面已经形成。直到福特卸任为止，美国的宏观经济政一直时紧时松，疲于应付，而经济却一直呈现出高失业、高通胀的“双高”特征。

　　为了降低失业率，卡特政府在1977年执政后开始实行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77—1979年的三年间M1的增长创战后最高纪录。这导致1979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率上升至12.7%。1976年第四季度到1979年第四季度，在黄金价格和石油价格都迅猛上升的同时，美元不断贬值;生产率由提高3.1%转为下降2.1%，GNP增长率从4.9%降为1.0%，失业率却一直在6—8%之间居高不下。这样，公众对民主党政府及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信心。这导致了共和党政府的上台和将宏观经济政策重新制定。

　　凯恩斯经济学对滞胀的束手无策与衰落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还是以研究货币理论著称的剑桥学派的经济学者，主张实行管理通货以稳定经济。1933年，他出版了《走向繁荣之路》，提出运用赤字财政以摆脱经济萧条的新论点，标志着凯恩斯由货币经济学家走向独立的宏观经济学体系的重要一步。凯恩斯经济学的特点，一是否定从亚当·斯密以来直到马歇尔所谓新古典学派听凭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作用;二是批判萨伊定律。萨伊定律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只承认个别商品的暂时供求失调，而且这种失调将由市场自由竞争的自动调节作用而终于消失。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和特种萧条宣告萨伊定律破产。凯恩斯就是以彻底批判萨伊定律，摆脱旧货币数量论起家的。1936年，

　　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建立了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整个社会提供的产品不能全部被个人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所吸收。他主张由政府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扩大开支以弥补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不足，“消除”失业和危机。他认为：通过调节总需求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使供求失衡恢复到供求均衡，弥补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缺陷。

　　凯恩斯主义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特种萧条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中心思想是推行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以克服经济危机，医治失业。四十年代后，凯恩斯主义风靡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主要依据，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调节社会总需求，以摆脱与缓和危机，促成经济增长。

　　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应用与演变经历了一个由极盛而衰的历史进程。从战后初期到六十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在美国风行一时，在积极地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之下，美国经济取得了20多年的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潜伏了国民经济失去平衡的危机。到了七十年代，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危机发生，凯恩斯主义陷入失灵的尴尬境地。

　　“滞胀”这一名词是由美国凯恩斯主义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来的。“滞胀”的出现是对凯恩斯主义极大讽刺，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内涵中，生产停滞和失业增加是同通货膨胀互不相容、不能并存的。在70年代以前，依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人们普遍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而不会同时并存。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要点，只在于沿着反映通货膨胀率与失业之间替换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寻找一个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是可以承受的点。但是，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即高失业与高通胀的同时出现，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认为他们用通胀缓解失业的做法导致了“滞胀”的出现。面对这种严重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萨缪尔森只得承认找不到出路。

　　里根经济学的诞生

　　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即高失业与高通胀的同时出现，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认为他们用通胀缓解失业的做法导致了“滞胀”的出现。但是对于如何解释“滞胀”的形成机制，不同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最先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提出质疑的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早在60年代末即提出“通货膨胀与失业互相强化论”。他指出，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换”关系，只在短期内存在，从长期来看并不存在，其论据主要有两点：其一，只有在人们具有“货币幻觉”，他们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即没有意识到货币贬值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总需求”政策才有可能收到暂时的“成效”。一旦人们从经验中学习，把通货膨胀预期调高时，失业率也会回到原有水平。而政府为了维持低失业率，又不得不进一步增加货币投放。于是就产生出了恶性循环，从长期看，不仅“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而且还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其二，从长期看，失业率总是处在由于摩擦性原因和结构性原因所引起的“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任何试图将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

　　换句话说，人们在追求“短期成效”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地将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不断地推向远离原点的方向，因而只能在更高的失业率和更高的通货膨胀之间去寻找新的平衡。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这种批判性分析，很快就得到了实际生活的验证。70年代初发生的“滞胀”，正是弗里德曼学说的证明。

　　供应学派则强调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对于市场自我调节机能的破坏，是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供应学派也认为美国的高通货膨胀实际上是由于政府长期推行刺激总需求政策造成的。但是，他们强调的是：美国经济的困境来自于由储蓄率下降、技术革新速度放慢等原因导致的商品竞争力下降，因此，主要问题在于供给方面。凯恩斯主义的大幅度扩大或紧缩货币流通量的做法，只能使市场受到更大的冲击，难以发挥正常的调节功能。他们认为，只要市场机能能够充分发挥，上述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主张减少国家千预，降低税率，以便刺激供给的增加。

　　此外凯恩斯主义者们也从用总量需求管理政策的失败中汲取教现象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部分现代凯恩斯主义者运用关于价格工资对需求增减的响应的“非对称性”的概念，用“凯恩斯的术语”来对“滞胀”做出解释。这就是说，总需求的增加会使物价和工资上升;但由于垄断企业控制了物价和工会组织控制了工资，不仅使得物价不会因市场供过于求而下降，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特点和工资刚性的特点，当存在失业时工资并不下降。这样，轮番使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会导致菲里普斯曲线的位置向远离原点的方向移动，最终陷于高失业与高通胀相并存、宏观经济调控无从下手的困难境地。

　　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另一分支——新剑桥学派则干脆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与凯恩斯主义政策是两码事。“滞胀”的发生是由于：一方面，因资本主义社会特性决定了收入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利润收入者而不利于工资收入者，收入分配的失调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停滞。而另一方面，由于“冒牌凯恩斯主义者”滥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滞胀”。进而，剑桥学派认为，有必要进行制度和结构方面的调整，使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均等化”，并主张实行收入的再分配，使之有利于工资收入者阶层，以缩小贫富差距。

　　到了70年代末期，经济学界的论战开始有了结果，不再有人像20年前那样确信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始终不变的替代关系。因为现实已经说明，较长时期的通货膨胀并不减少失业。渐渐地，货币主义理论和供应学派占了上风。

　　1981年1月，年届70高龄的里根就任美国第40届总统，他所接手的美国正遭受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里根领导的共和党明确表示赞成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标榜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论”进行一场“彻底革命”，转向供应学派以供应创造需求的论点上来。在政治上，他主张以重整军备、恢复对苏联战略优势为目标;在经济上，他主张大量削减非国防开支，限制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以刺激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使人们更多地工作和储蓄，以及严格控制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等，即实现所谓的“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摆脱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1981年2月，里根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就是这两个学派经济理论观点相结合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了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这个计划的要点是：

　　(1)削减财政开支(不包括军费)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至1984年实现预算收支平衡。

　　(2)大规模减税，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对企业实施加快成本回收制度等，给企业以税收优惠。

　　(3)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

　　(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