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权市场增生红利 并购有如相亲结婚

　　商报特派记者 任忠君 发自云南昆明
　　中国企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去推动下一步的改革，并从中享受到改革带来的新红利？如何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利用并购手段实现商业理想？又如何面多重因素带给“中国制造”的成长压力？昨日，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正式开幕，包括柳传志、郭广昌等上百名中国商业领袖齐聚昆明，共论上述关键词。
　　改革红利
　　政府市场一同创新
　　目前，一个存在于中国企业界的共识是：原有改革措施带来的制度红利正在消失，中国已进入新一轮改革关键期。
　　在这个破旧局、立新局的关键时点，改革信号已然释放，但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推动？而新一轮释放改革红利之路又将怎样去走？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呼唤行动英雄
　　“以历史为鉴，过去成功的改革总是建立在突破现有体制、发挥基层创新力量的基础之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绿公司年会上表示。
　　对此柳传志表示，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绿公司年会主旨论坛的主题要被定为“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
　　许小年表示，他认真研究了中国过去2000年的改革历史，发现历史上失败的改革多是因为只追求局部改善，不做制度突破，并且在实行层面上依赖现有的官僚体系，无视基层创新与参与，成功的改革则恰好相反。
　　在他看来，历史上成功的改革一个是商鞅的改革、一个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改革。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进行周密的设计，而是通过鼓励社会创造，鼓励制度突破，重组生产力，各个阶层都从中获益，得到了社会广泛支持，而且正因为是以增加财富为目标，最后强大了整个国家的国力。
　　必须还权市场
　　那么，接下来的改革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改革其实很简单，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到改革就一句话，谁不改革谁下去。”许小年表示。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要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昆明市市长李文荣坦言。在他看来，改革之所以能形成红利，其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变革，充足生产要素，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释放改革红利，必须还权于市场。”他说。
　　他认为，改革红利要方向对头，要选准突破口，转变市场职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其中，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是红利得以释放的关键。“我认为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职能，就是政府怎么构筑市场载体，培育市场主题，创新政府行政的方式。”他表示。
　　在他看来，释放改革红利，就必须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改革的道路上没有固定的套路可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区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只有敢于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一定要坚决破除一些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机制弊端”，他说。
　　红利来自创新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创造的改革红利出乎所有人意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其中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与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柯斯合著《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的王宁在会上表示。
　　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总结过去30多年的改革经验会发现，改革这样一项工作，到目前还远没有结束，中国目前仍有贫困人口1.28亿。
　　“因为缺乏知识的创新，中国在当下发展创新中的流通和应用领域障碍重重，力不从心。”王宁坦言，“所以，创新是左右市场发展的命脉，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红利，一定来自于创新。”
　　在他看来，当下开放市场的缺位，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一大障碍。很少有中国企业，能够靠产品创新独步市场，这成为下一轮改革问题的关键所在。
　　跨国并购
　　把对方的信任度考虑进去
　　在当下的商业社会，跨国并购已然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毫无疑问，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被并购企业知名的品牌、先进的技术、成熟的营销体系，由一个本土企业成长为一个国际化企业。但这样华丽的转身并非一路坦途，跨国并购之后的整合充满了坎坷与不确定性。并购企业如何才能顺利达到并购之初的目的？
　　跨国并购像婚姻
　　“如果把企业比作人，把并购比作手术，考虑并购的企业，就像生了癌症的人，不开刀手术，可能活不长久，开了这个刀，可能生活好一点，这听上去很残忍。”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昨日在会上坦言。
　　而站在投资的角度，在他看来，一个很理性的投资者必须要学会算账。“但是很多时候，商业回报是算不出来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把对对方的信任度都考虑进去。”他说，“我的下属来跟我说，我进行一项并购的回报是30%、40%，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他表示，“我更在乎我的投资和回报比是多少，底线在哪里，在不会输的情况下，对方的团队是否值得信任？”
　　“跨国并购其实就像婚姻一样，有强弱双方，否则双方势均力敌，就很容易出现矛盾”他说。
　　要考虑消化能力
　　“在我看来，就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而言，首先要考虑自己的消化能力，包括资金、对国外文化的掌握、对国际化企业的架构等能力。”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朱海随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那些正在尝试或即将尝试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还必须要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你能给予并购对象什么？“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在完成并购之后，肯定会出现很多后遗症。”他说。
　　“我也有一个并购谈判，谈了很长时间，其实并不是双方在讨价还价，而是在商量未来如何一起去过日子，就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而言，我想说的是，大家不要感觉好就匆忙走到一起，因为这不是谈恋爱，而是结婚。”朱海提醒在场的上百位企业家，“在并购前，双方一定要讲清楚，未来谁做饭、谁洗衣服，就是要把所有的丑话都说在前面，这样的合作在未来才有机会走得更远。”
　　并购注意软因素
　　尽管多位嘉宾认为并购前的准备必须要慎重，但诸多在场的参会者依然表示，即便非常慎重，仍然会感觉到并购之后远没有达到事前想要的效果。
　　“在谈这个问题时，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9年在跨国并购方面的经验和教训。”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表示。
　　2004年，TCL曾进行过两次大的跨国并购，一是并购汤姆逊的彩电、一是并购阿尔卡特的手机。“两次都是全球性并购，并让我们快速进入了欧洲和国际市场。”李东生表示，“但真正完成并购之后你会发现，你要实现你预定的目标，其实挑战很大。”在他看来，主要的挑战就来自于并购过程中一些软性因素，比如双方的文化差异，各自的沟通习惯等。
　　“为了消除差异，我们整整用了三年时间去协调和完善机制，这导致我们最初的计划是完成并购后两年内要实现盈利，但基于这样一些事前并未料到的软因素影响，最终的并购离我们事前的计划和想象还是存在很大差距。”他坦言。
　　中国制造
　　货比三家不够
　　应该货比万家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昔日的魅力光环正在逐渐消退。
　　一边是跨国公司将制造工厂搬离中国，另一边是高端制造业开始向美日等发达国家本土回流。那么在未来，中国制造将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进行应对？
　　适应习惯变化
　　“在我看来，中国制造业未来将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另一方面来自于国际化的竞争和全球制造业升级。”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成建在会上表示。
　　但在他看来，要想克服这两方面的压力，说起来也很简单。“首先是产品的性价比，其次是品牌，只要有了这两条，其实克服压力并不难。”他坦言。
　　“比如对于我们而言，互联网颠覆了我们的固有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思考自身如何去改变？或者换句话讲，这样的颠覆到底带给我们哪些启发？”周成建表示。在他看来，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从以前的“货比三家”转变为如今的“货比万家”，这就要求制造型企业必须要主动适应这种消费习惯的变化。
　　扩大生产单位
　　那么，中国制造未来的发展策略究竟如何？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昨日在会上表示。去年新希望的饲料产量和产品销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新希望的综合能力如果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这样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生产规模较小，其次是我们的技术科技创新做得不够，此外，食品安全、生产单位过小，都是局限所在。”他说。
　　基于此，最近几年，新希望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逐步扩大生产单位，并通过这一手段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具体的做法就是从一个单纯饲料企业，转型成为一个肉蛋奶产业，比如我们会联合数百万计的农民，通过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经营服务、市场服务，从而在他们获得成长的基础上，扩大新希望企业的总体生产单位。”他介绍，“在我看来，这应该算是中国制造在未来持续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
　　要为自己负责
　　在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蒋锡培看来，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更多的还是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和约束，目前包括工业制造在内的很多产品，尤其是食品和药品，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来自于监管。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为企业，我们自身首先就应该重视产品质量，其次是要有品牌意识。企业不要想着你是在为社会负责，其实你这么做了，也是在为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