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战略还需消解内忧外患

　　时下，世界经济似乎日益将赌注押在了货币的魔力之上。在刚刚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IMF总裁拉加德也不忘肯定宽松货币政策和日本央行的“非常规措施”，犹如年初G20会议般试图淡化货币战争论的疑虑，IMF和全球主要央行都成了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徒。

　　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空间耗尽的当下，货币政策似乎成了全球拖延经济危机的唯一选择。过去6年，欧洲央行、美联储和英国央行的资产规模分别增加一倍以上、两倍和三倍，只增加了35%的日本央行于是紧随其后，并被G20认为只是国内经济政策。

　　实际上，已经推出四轮QE的美国经济并无改善。有统计显示，如果包括已放弃求职者、非自愿兼职者及劳动市场边缘人口，美国实质失业率其实介于14%至15%，工作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已下降至63.5%，为30年来最低。欧洲经济也是如此；日本对外贸易更已持续8个月逆差。

　　宽松货币政策制造通胀化解巨额公共债务的意图很明显。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约110%，整体赤字水平长期维持在6%-7%的水平，主权债务年度再融资规模超过8万亿美元。不过，4月2日日本也已表示2%的通胀目标可能在2年内无法实现。美国、欧盟的通胀率也依然难以拉升。实际上，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工资收入上不去，消费、投资信心的缺乏，过多的货币只能进入流动性陷阱，难以影响物价。这在政府依然能够推动巨额投资的中国也是如此，3月份PPI依然下降1.9%。

　　不过，经济大国货币政策对全球资产价格的影响却是无法低估的。过去6个月，日元兑美元和人民币已经下跌了20%，中国“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财务运作日渐盛行。世界主要央行的资产购买行为，不仅拉低了主要国家债券的收益率，还推动资本向其他领域投资，全球资产价格的波动已经不可避免地放大。正如《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G7的汇率政策，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冲击显然难以避免，今年以来，MSCI指数表现一反多年的常态，发展中国家明显逊色于发达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不只通过汇率震荡制造资产价格波动来转嫁债务危机，美国还在世贸组织之外重写世界贸易规则。与关税只有4%水平的欧盟开展自由贸易谈判，以及以政治和经济的两手拉东南亚和日本加入TPP，都是被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是将WTO边缘化的行为，也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举措。

　　与此同时，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还推动了东南亚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而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早已是中国大量制造业日益转移的目的地。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如韩国般恶化。

　　而中国在过去三年半形成固定资产规模高达120万亿元基础上依然延续投资主导经济增长型战略，土地改性制造的资本增值，并无实际劳动创造的价值支撑，正在银行间击鼓传花，似乎只能相信房地产业将永恒充当货币的蓄水池；而为控制CPI而抑制的农产品价格增长，正在抽掉城镇化的根基。如何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和实体经济发展，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