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手供给端改革 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本报记者 杨光
　　中国经济正面临难解困局，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都在减速，刺激消费和出口非一日之功，重弹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调已不适合。2012年11月，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2012年12月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等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要更多地从供给侧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新供给主义学者们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未来战略各自有怎样的“药方”？
　　作为学界新供给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贾康和滕泰认为，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专注于从需求端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面临步入穷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只有从供给端入手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才能有效化解潜在“滞胀”等风险，并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升级需要打破供给抑制
　　中国证券报：比起“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速，市场和学界更关注升级版的中国经济之路如何走。从国内因素看，我国人口已经开始迅速老龄化，预计2015年可能很快迎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将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另一方面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新供给主义有何思路？
　　贾康：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需要反思，国内外很多人士，包括西方非常有影响的一些经济学者，也都有类似的评价。即人类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十分需要对于经济学有所创新和发展。我们想比较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了不同角度，都有很重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确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我们还可以比较直率地评价一下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下，以后发展到经济学或者理论经济学这套表述——它现在仍然存在和实践有“言行不一”的这样一种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实际上是跳出经济教科书来实行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在经济学教科书里他们自己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是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斟酌“救还是不救”，但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就任它垮台。在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后来对从“两房”到通用公司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在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面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反思之后，我们还强调，能不能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以更开阔的、要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这样一个视野，考虑我们能够“立”的东西。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摆出来，作为认识的一个必要环节。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的始发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我们现在讨论问题可以把始发命题直接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是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无非是如实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的主体，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应该如何互动。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和人这两个视角都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在一起。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就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的视角上，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方面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里面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的对称性提高。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注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和结构优化、增长质量提升，才能有效化解潜在“滞胀”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并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消费品市场的供给端呈现为“本国生产为主，海外进口为辅”的特点（与美国全球供给、海外进口为主，本国生产为辅的市场结构有本质不同），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给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使我国经济越来越不可能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与大宗商品成本的周期性冲击不同，劳动力成本冲击属于持久性冲击，加之我国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问题，势必告别两位数的较高增长奇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继续保持10-20年较快增长的可能。过去三十余年的“中国奇迹”是依靠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的巨大积极潜力。以有效制度供给形成“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两端的偏颇而正确发挥出“供给管理”优化结构、促进转轨的合理政府作用而成功地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条件。最关键的还须着眼于打开“制度红利”这一转轨中最大红利源的释放空间，政府以改革和提供机会公平、创业创新条件形成激发经济社会活力、潜力的有效制度供给，这就需要实现相关改革决策的更大决心、勇气和较高水准。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远未全面开展，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维护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需要积极考虑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衔接短期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我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
　　“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中国经济还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未来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新材料）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客观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作为关键性的支撑，从这种中国特色转轨道路上的创新特色而言，“制度高于技术”。
　　政府应该重点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改革深化金融体系、培育创业和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产品，为结构升级提供更加高效的融资服务；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政府投入，引导并激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投入和产品及品牌创新；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对不同产业领域的行政管制和垄断，推动产业投资准入的进一步开放和全过程的公平竞争。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
　　滕泰：分析经济长期增长率应该从供给端入手，探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从需求分析入手是错误的。总需求理论是研究经济短周期的理论，凯恩斯作为总需求管理理论的鼻祖，也并不用总需求理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
　　国内很多学者在谈到十年以上的经济前景时有很多悲观派，这些悲观者几乎都犯了用短期总需求框架去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错误。比如，他们常说：投资大幅增长还有可能吗？出口继续大幅高增长还有可能吗？消费大幅增长从短期看也没有希望……所以,这样从需求角度去分析，就会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产生怀疑、丧失信心。
　　反之，如果从供给角度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就别有一番天地。因为从长期来看，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尤其是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
　　供给角度怎么分析呢？按照本人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而中国当前这五大财富源泉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供给抑制”，只要通过制度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所谓相对剩余劳动力是指，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可以就业在城市也可以就业，而在城市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村高，所以当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个国家总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中国相对剩余劳动生产率还远远没有挖掘完。目前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近五倍，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不看这些因素简单得出人口红利结束太过武断。
　　第二个财富源泉是制度。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美国经济制度还有多少通过改革提高的潜力？恐怕已经没有多少改革空间。而中国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如把垄断的部门打破一下，把受政策管制的部门放松一下，把企业税率费高的地方降低一点，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举例来讲，假定一个企业要承担30%的综合税费，那么30%利润率以下的企业很难存活。如果把税率从30%降到20%，那么毛利率在20%-30%的企业就能大批存活，经济总产出就会增加。此外，很多垄断的国有企业都是低效率和制度供给抑制的典型代表，他们所占有的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因此破除垄断、放松管制、降税都可以大幅增加经济产出，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
　　第三个财富源泉就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村就一直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产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或产权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的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提高空间。
　　第四个财富源泉是资本。中国的资本究竟有没有充分“就业”？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万亿元，作为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要14%至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制造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制造了最贵的资本价格，这就叫资本抑制，或者金融抑制。如果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的14%至15%降低到5%，大量中小企业将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第五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性人才，国有科研机构有多少像GOOGLE那样的创新型企业？像硅谷这样的创新能力？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财富源泉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如何解除以上五个方面的供给抑制，就是“新供给主义”提出的核心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改革主张。当然，上述供给抑制所孕育的巨大改革潜力，也是“新供给主义”看好中国长期前景的主要依据：倘若把这几个财富源泉充分挖掘，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年均7%的增速不难实现。
　　李克强总理指出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按我的理解，改革的红利就是制度、产权、资源、资本等潜在生产率更多地通过改革发挥出来；“创新的活力”就是如何激发人口和技术创新源泉——这都是从供给端着手。
　　至于内需的潜力，我认为其源泉根本上也取决于供给端：内需主要靠消费，而中国的居民消费对利率不敏感，而只对收入敏感。政府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呢？显然只能靠增加就业，而增加就业长期只能靠给企业减税、减负，放松垄断、放松管制——这无疑又是新供给主义的做法，只有增加新供给才能创造新需求。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微观上也是必然的。比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发明出iphone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控泡沫促就业 避免城镇化歧途
　　中国证券报：现在每年有一千多万农民转移到城镇，未来2.6亿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程。在这方面新供给主义有哪些思路建议？
　　贾康：2011年，我国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镇化率为51.3%，考虑到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还相当大，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转移的动力依然强劲，这也是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社会成长的动力所在。由于城镇化意味着人口的高密度聚集，收入的提高、消费的提升，以及进城农民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变与人力资本的升级等等，城镇化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城镇化也意味着需要供给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规模扩大形成的规模经济，将大大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就业结构的细化。但引导好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发挥城镇化红利，需要对阻碍城镇化进程的现行户口制度以及户口附属的福利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规划体制、跨行政区的协调机制等一系列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必须在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中，以制度建设、经济手段和其他各种调控手段、政策措施的优化组合，走出一条伴随新型工业化、新型服务业发展而同时推进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一元经济和谐境界的“中国道路”。
　　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预防和阻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发展，对资产泡沫危险绝不可掉以轻心。姚余栋等人的研究认为，由于很难事前判断资产泡沫的积累，一个简单实用法则是有价值的。每年平均房价上涨幅度不应超过全国或某地区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预期和城市化人口增长率三项之和。以全国经济增长幅度为7%，通货膨胀预期为2%，城市化率1%计算，全国每年平均房价增长速度便不能超过10%。
　　城镇化如果实现了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毫无疑问有利于扩大内需，但城镇化更大的意义在于供给侧效率的提高。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得规模经济不断产生并推动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集聚效率进一步提高，于是形成大量的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要使城镇化的这一效应得到发挥，需要政府在制度上减少创业障碍，在政策上扶持创业行为，形成有利于创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从而真正形成城市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实质性深化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的根本保障。
　　滕泰：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的城镇化，是农民的市民化。新供给主义认为，新城镇化的关键问题是就业——如果不能够在城镇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过快的城镇化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前面讲过，每个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其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5倍，因此新供给主义认为城镇化孕育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可是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这些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能够就业。没有充分就业机会的城镇化，只能像很多南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出现大量的城镇贫民窟，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那么，新城镇化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呢？显然，新城镇化既不能靠房地产解决就业，也不能靠过度工业化解决就业。事实上，传统的制造业很难再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我们也无法想象进一步在北京这样的雾霾城市，再进一步扩张传统制造业。
　　新供给主义认为，新城镇化必须配套以“软财富战略”。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制造业硬财富不但受需求限制，而且还要受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约束，而以信息产品、知识产品、文化产品、金融产品为代表的服务业却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为了减少新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压力，制造业本身也必须用软财富战略来完成升级。只有这些财富形态，才不会增加新城镇的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负担。
　　新供给主义认为，未来新城镇经济中70％的比重都应该来自上述软财富和软价值创造，包括金融、信息技术、教育、娱乐传媒、服务业等等，都是新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只有把软财富和软价值作为未来产业的方向，新城镇化才有希望。当中国人在老的传统制造业兜圈圈时，美国新兴产业却表现得可圈可点，从信息高速公路到油页岩革命，从3D打印到机器人革新，从社交网络到苹果终端，从好莱坞大片到快餐文化，难怪道琼斯连创新高。
　　大规模减税VS结构性减税
　　中国证券报：未来政府将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来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这无疑需要增加政府在民生的支出，这似乎与新供给主义提倡的减税不兼容？
　　贾康：财政政策所受的“三元悖论”式的制约，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可能同时满足。经历上一次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我国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安全空间已明显收窄。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虽然我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在完善税制基础上通过结构性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而且这并不一定会产生长期视野内限制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但短中期内的“过紧日子”的压力影响却无可回避。与此同时，未来我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了不容忽视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不突破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及早做出安排。
　　我认为应以结构性减税作为现阶段宏观调控和财税政策的重点和亮点之一。结构性减税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并以经济杠杆引导结构优化、方式转变的代表性机制之一。税外负担的减轻需与减税相互结合与协调。税制的总体优化需在远景上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发展目标模式，近景上适应各发展具体阶段上的要求与制约，纳入财政、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积极有序推进。
　　在进口、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动、养老产业化等环节和领域的减税与税收优惠举措，应成为现阶段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并与资源税、房产税改革等一并纳入财税改革的通盘设计。
　　结构性减税如处理得好，将成为激发市场潜力和市场主体活力、提升长远发展后劲的重点举措，对于支撑可持续的政府支出以改善民生，是一种激励-兼容关系。
　　滕泰：这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拉弗曲线”证明，减税在短期减少财政收入，但长期来看，如果较低的税率刺激了产出，最终一定会增加企业和居民收入，并最终使政府税收总额在较低税率下回升到减税前的水平。
　　很多人认为中国大规模减税不具备条件。我的观点是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待政府支出弹性。在当前的中国，除保障性住房支出仍然可以扩张之外，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高峰阶段已过。只要适当控制地方投资冲动，总体具备压缩财政支出的条件。
　　其次是政府的楼堂馆所和精兵简政这两方面都有压缩空间，三公消费也需要做减法。总之，只要不认为政府支出是刚性的，大规模减税就有空间。减税的短期冲击不可避免，但只要企业综合负担大幅降低，就一定能刺激产出，并最终增加政府税收总额。
　　中国证券报：改善民生离不开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职能改革，在这方面新供给主义能提供怎样的支持？
　　贾康：为改善民生，在全局、基本层面上首先必须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全民创业，特别是在中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上。以我国人口规模，今后企业数量可能比现在再多一两倍。民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民营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以及升级换代的进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减少行政审批应成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取向，进而以实质性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的制度改进，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达到鼓励创业、创新，提高效率推进两化的综合效应。
　　我国各级政府大大小小的行政审批不仅导致各类寻租腐败行为，而且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不可能再主要指望产业政策对几个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扶持来实现，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活动来实现，而这类创业和创新活动的主体，必然是遍布各地和各个产业的中小企业。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必须大大减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依法保护，花大力气改进企业的营商环境。
　　在上述前提下，政府才能相对有底气，可持续地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基本养老社会福利等方式的收入分配手段来改善民生。
　　滕泰：靠行政手段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很难，因为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原则上只能交给市场。政府如果在初次分配领域干预过多，有违市场经济原则；即便通过征税和民生支出在再分配领域干预过多，也会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
　　新供给主义的主张是，从供给出发，按照要素贡献、让市场进行收入分配。劳动、知识、资源、技术、管理、资本，谁创造财富，谁就应该获取相应的报酬。因此，新供给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是遏制那些没有创造财富的要素，坚决杜绝其参与收入分配。
　　比如说权力，从未创造任何财富的行政权力参与财富的分配，这不仅是腐败的源泉，也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再比如说垄断，很多看似利润丰厚的企业，其实是靠垄断获取财富，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公平问题。中国的银行、石油、通讯等很多部门都是依靠垄断攫取了企业的财富，或侵占了消费者的福利。所以，反垄断、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产权民营化，这才是促进收入分配公正的长期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