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生源双重困局 民办高校未来3年迎破产高峰？
[ 以2004年为例，我国民办高校只有极个别的有政府资助，并且额度较小，主要收入来源是学杂费，占95%，政府捐款、私人捐赠和其他收入不足5%，很多学校更是100%来源于学费收入 ]
在经历了15年市场洗礼之后，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民办高校显露出了不寻常的“疲态”，融资难成为棘手难题，而民办高校投资也走到了一个捉摸不定的十字路口前。
上述“疲态”须从3月1日全国工商联举行2013年提案新闻通气会上说起——民办高校的提案甚至上升到修法层面——通气会上称，将提交关于适时修订《担保法》，帮助民办学校解决融资困难的提案，并建议创新民办学校担保方式。
随后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锡华集团董事长张杰庭提交提案称：“由于缺少政府公用经费的支持，加上民办教育融资渠道的匮乏，民办教育对于资金的渴望，是公立学校难以想象的。”
再至3月9日上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到河南代表团参加审议，听取人大代表发言，就在代表们发言即将结束时，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宇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宇又向李克强讲了关于民办教育的几点建议。
在此背后，自1997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发《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来，中国民办高校投资情况又如何？以两会为线索，《第一财经日报》调查显示，因存在制度瓶颈以及现实挑战，民办高校投资前景堪忧。
融资渠道不畅通
“我个人判断是，如果国家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太大变化的话，未来2～3年，将会是民办高校‘破产’的高峰期。”在对本报记者说此番话时，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带着某种苦涩。
尽管这只是周星增的个人预言，但现实并不容乐观。
公开数据显示，教育行业的投资在经过2008年的高峰——31起融资案例、6.3亿融资规模之后，在 2009年便已陷入低谷，虽然2010年和2011年，中国民办教育行业融资案例数量和融资规模再次呈现上升趋势，但主要还是来自教育培训领域，高校投资鲜有涉及。
“近几年，民办教育新的投资几乎是停滞的。”上海另一家民办高校投资人王浩（化名）认为。
而在张杰庭的提案中，则给出了进一步的现实困境答案。
上述提案称，目前中国民办教育机构的主要融资渠道包括举办人投入、学费收入和结余、民间融资、风险投资和信贷融资。信贷融资应该是大多数民办教育机构主要的融资渠道，但这个渠道并不通畅。
根据现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机构被归类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类，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是基于《公司法》规定开展业务的，无法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支持。
据提案，因“非营利性组织”的定性，直接导致财务报表就不能“太盈利”，这也意味着，金融机构不会对没有盈利的机构提供融资服务。而现行的《担保法》以及《物权法》，对民办教育机构的担保资格和教育设施的反担保能力都有限制性条款，民办教育机构的担保、反担保能力都受到制约。
“这无疑是矛盾的。”王浩说。
也是因此，张杰庭认为：“这样，投资民办学校的资产就变成沉没资产，客观上限制了资本的流入，加剧了融资的困难。”
政府的支持无法抹杀
民办教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周星增并没有想到。
1997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开始实施，其中规定，“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学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此条例出台后2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而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敞开多元化发展之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受限于当时政府的财力，仅仅依靠政府投资、创办公办学校的方式很难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引进社会资金，吸引多方力量共同参与高等教育事业，就成为解决当时的高等教育服务供给缺口的出路。”上海工商联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全国两会工商联关于民办教育的提案起草者忻福良表示。
作为较早一批下海经商的公务员，周星增对市场是敏感的，当然投资教育也带着一种情怀，“当时我们全班70多人，只有我一人考上大学。我想这是幸运，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办一所大学，让更多人有上大学的机会。”
当然，办大学需要条件——合格的师资队伍、一定的规模等等。充分的资金是一个必要条件，有资金也就有了固定的土地，才有校舍，才能有规模。
周星增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先将500万元打到教委的账上，教委的正式批文还未下达，周星增便已与康桥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协议，征地438亩，欲投资4亿元，创办上海建桥学院。
“当时办学校多是租地，我们在1998年就是租的，教育用地只有公办学校才可以划拨。”王浩说。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疑问，民办教育的用地应该以什么价格给投资者？如果给民办教育投资者教育用地，又该以什么方式合作？
最终还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周星增成立了公司，以公司的名义签约。而土地，最初还能够作为公司的资产抵押贷款与再融资，而贷款全部用于学校硬件与软件的建设上。
不到一年的时间，上海建桥学院一期工程全面竣工，6万平方米的高标准教学大楼、学生公寓、综合服务楼等设施一应俱全。“软件”的师资队伍建设得也不逊色，开设了14个热门专业。
谈起初始岁月的“艰难”，周星增更多的是感激。“虽然我们的贷款不多，但在民办教育逐步探索的过程中，政府的支持是无法抹杀的。”
而这种模式也成为民办教育的主要运营模式之一，吸引着诸多投资者进入民办教育行列。
从1998年到2006年，可以说是民办教育最辉煌的8年。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全国共有民办高校278所，民办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280余万人。
在经历了15年市场洗礼之后，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民办高校显露出了不寻常的“疲态”，融资难成为棘手难题，而民办高校投资也走到了一个捉摸不定的十字路口前。
上述“疲态”须从3月1日全国工商联举行2013年提案新闻通气会上说起——民办高校的提案甚至上升到修法层面——通气会上称，将提交关于适时修订《担保法》，帮助民办学校解决融资困难的提案，并建议创新民办学校担保方式。
随后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锡华集团董事长张杰庭提交提案称：“由于缺少政府公用经费的支持，加上民办教育融资渠道的匮乏，民办教育对于资金的渴望，是公立学校难以想象的。”
再至3月9日上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到河南代表团参加审议，听取人大代表发言，就在代表们发言即将结束时，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宇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宇又向李克强讲了关于民办教育的几点建议。
在此背后，自1997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发《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来，中国民办高校投资情况又如何？以两会为线索，《第一财经日报》调查显示，因存在制度瓶颈以及现实挑战，民办高校投资前景堪忧。
融资渠道不畅通
“我个人判断是，如果国家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太大变化的话，未来2～3年，将会是民办高校‘破产’的高峰期。”在对本报记者说此番话时，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带着某种苦涩。
尽管这只是周星增的个人预言，但现实并不容乐观。
公开数据显示，教育行业的投资在经过2008年的高峰——31起融资案例、6.3亿融资规模之后，在 2009年便已陷入低谷，虽然2010年和2011年，中国民办教育行业融资案例数量和融资规模再次呈现上升趋势，但主要还是来自教育培训领域，高校投资鲜有涉及。
“近几年，民办教育新的投资几乎是停滞的。”上海另一家民办高校投资人王浩（化名）认为。
而在张杰庭的提案中，则给出了进一步的现实困境答案。
上述提案称，目前中国民办教育机构的主要融资渠道包括举办人投入、学费收入和结余、民间融资、风险投资和信贷融资。信贷融资应该是大多数民办教育机构主要的融资渠道，但这个渠道并不通畅。
根据现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机构被归类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类，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是基于《公司法》规定开展业务的，无法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支持。
据提案，因“非营利性组织”的定性，直接导致财务报表就不能“太盈利”，这也意味着，金融机构不会对没有盈利的机构提供融资服务。而现行的《担保法》以及《物权法》，对民办教育机构的担保资格和教育设施的反担保能力都有限制性条款，民办教育机构的担保、反担保能力都受到制约。
“这无疑是矛盾的。”王浩说。
也是因此，张杰庭认为：“这样，投资民办学校的资产就变成沉没资产，客观上限制了资本的流入，加剧了融资的困难。”
政府的支持无法抹杀
民办教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周星增并没有想到。
1997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开始实施，其中规定，“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学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此条例出台后2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而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敞开多元化发展之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受限于当时政府的财力，仅仅依靠政府投资、创办公办学校的方式很难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引进社会资金，吸引多方力量共同参与高等教育事业，就成为解决当时的高等教育服务供给缺口的出路。”上海工商联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全国两会工商联关于民办教育的提案起草者忻福良表示。
作为较早一批下海经商的公务员，周星增对市场是敏感的，当然投资教育也带着一种情怀，“当时我们全班70多人，只有我一人考上大学。我想这是幸运，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办一所大学，让更多人有上大学的机会。”
当然，办大学需要条件——合格的师资队伍、一定的规模等等。充分的资金是一个必要条件，有资金也就有了固定的土地，才有校舍，才能有规模。
周星增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先将500万元打到教委的账上，教委的正式批文还未下达，周星增便已与康桥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协议，征地438亩，欲投资4亿元，创办上海建桥学院。
“当时办学校多是租地，我们在1998年就是租的，教育用地只有公办学校才可以划拨。”王浩说。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疑问，民办教育的用地应该以什么价格给投资者？如果给民办教育投资者教育用地，又该以什么方式合作？
最终还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周星增成立了公司，以公司的名义签约。而土地，最初还能够作为公司的资产抵押贷款与再融资，而贷款全部用于学校硬件与软件的建设上。
不到一年的时间，上海建桥学院一期工程全面竣工，6万平方米的高标准教学大楼、学生公寓、综合服务楼等设施一应俱全。“软件”的师资队伍建设得也不逊色，开设了14个热门专业。
谈起初始岁月的“艰难”，周星增更多的是感激。“虽然我们的贷款不多，但在民办教育逐步探索的过程中，政府的支持是无法抹杀的。”
而这种模式也成为民办教育的主要运营模式之一，吸引着诸多投资者进入民办教育行列。
从1998年到2006年，可以说是民办教育最辉煌的8年。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全国共有民办高校278所，民办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28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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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猪手无处不在标签：民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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