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热议政府与市场关系新思考

　　张维迎认为，中国经验表明只要存在国企垄断，民企根本不可能占据竞争主导地位，因为国企总是得到特别优惠的政策和特权
　　
　　政府和市场，这一对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博弈的边界在哪里？在转型经济体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贡献和作用应该如何评估？如果创新是未来增长的重要动力，那么制约创新的因素有哪些？
　　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政府与市场——新环境、新思考”分论坛上，作为“市场逻辑”的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的言论很尖锐，他说：“过去10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但与之呼应的是，来自法国的圣戈班前董事长、拉扎德董事Jean-Louis Beffa认为，不可低估国企的成就和贡献。
　　香港财政司原司长、现任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的梁锦松也认为，在一些核心领域需要有国企主导，国企的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其监管，并进行公司化治理。
　　增长靠政府还是市场？
　　当欧美还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中时，世界将增长的期望放在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身上。如果想要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张维迎表示，外界对中国的经济成功存在一个误解，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国有部门特别庞大，这种情况必须加以逆转，中国成功是因为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国有部门越来越小，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张维迎说，过去十年中国保持了高增长，因为前二十年改革红利的积累持续影响了这十年，但今后十年中国必须继续市场化、放松管制，缩小国有企业。
　　“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中国需要法治，否则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市场。”张维迎说，如果国有部门非常庞大，或者主导某一些产业，我们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场所。
　　相对于张维迎的“市场逻辑”，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不可忽视国家的力量。
　　法国电力首席财务官Thomas Piquemal认为，中国、韩国、德国取得令人瞩目的高增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进行长期规划，而非短期投资主义，而德国国家资本主义就是长期规划的好例子。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称，过去中国取得成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个是民营企业，而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项兵说，我希望看到精英治理，使最好的人参与到政府治理中。同时政府的权力应该削弱，否则就会有腐败，有收入不平等。
　　作为企业界人士，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但真正的运行和细节要靠市场规律。这两种必不可少，没有顶层设计会效率低下，如果有了规划，政府什么都管着，也很难实现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市场，靠企业，靠创新的力量。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如果要有好的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合格的监管者或能够发挥促进性作用的政府。”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汇丰银行印度董事长Naina Lal Kidwai说。
　　国企问题在于治理和监管？
　　一方面是对市场的推崇，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政府的力量和国有企业的强大支撑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这一观点得到Thomas Piquemal的支持，他说，以前我以为国企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实际上我非常惊奇地看到中国国企现在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
　　“所以，如果要增加市场竞争的话，不一定非要削弱国企的作用。”Thomas Piquemal说，应该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使得国企和私企都不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当成公司的利益，而成为真正为公众服务的实体。
　　Jean-Louis Beffa也认为，不可低估国企的成就和贡献。他说，中国国资委领导下的一些公司，如电力、核电行业的公司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公司之一，同时，中国国企的管理越来越国际化，也在促进更多创新。“如果想和国际上的大企业进行竞争，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大角色、大块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国有企业才行。”
　　梁锦松表示，在一些核心领域需要有国企主导。比如金融领域应该存在国有银行，香港就是由于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本地银行，使得在一些政府需要进行干预的关键时刻难以下手。
　　梁锦松说，他个人支持自由市场，但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改变了政府作用的定义，政府也能够积极促进市场，用适当的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
　　“中国国企的问题不在于其属性问题，而在于国企如何进行治理，如何实现监管。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一旦上市需要有一些独立董事进入董事局，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进行管理，同时要确保国企不会受到政府不恰当的干预。”梁锦松说。
　　Naina Lal Kidwai支持梁锦松的观点，她说，虽然自己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但政府以及董事局作为监管者的角色非常重要。
　　她举例说，15年前，印度银行业100%由国家拥有，目前，印度的银行体系中70%国有，但印度银行业还是非常成功，主要原因是拥有好的监管框架，并且很少受到政府因素的不良干预。
　　但张维迎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说，有三个可怕的错误理论：第一，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我们有竞争，只要有很好的监管。第二，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有很好的治理。第三，民营企业也可以成为垄断企业。
　　张维迎的理由是，中国经验表明只要存在国企垄断，民企根本不可能占据竞争主导地位，因为国企总是得到特别优惠的政策和特权，不可能有合适的定价，不可能有合适的政策或者规则。同时，在中国国企很难进行市场化治理。
　　“我也是一家国企的独立董事，很明显政府总是有这样的权威来指定一个CEO、总裁或者董事长。他们的薪酬不是按照绩效给予的，CEO或董事长基本就像政府官员一样。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没有一个私企可以成为行业的垄断者，这和西方不同。”张维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