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靠全面改革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靠全面改革

　　王羚

　　身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王小鲁见证和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多个关键节点，无论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未定稿》杂志，或者是1989年出国留学，等等，这也使得他对现实世界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日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就收入分配改革、经济改革等问题专访王小鲁，王小鲁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短期问题，而是中长期问题，而中国改革的关键点，最首要的是解决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明年GDP增长率可能在8%左右

　　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整体说来经济处于下行状态，您对2013年的宏观经济走势有何预判？

　　王小鲁：过去一年中国宏观经济在下行，增长率放慢，直接原因还是国际市场疲软。2012年GDP增长率可能在7.7%左右，2013年经济形势也许会稍好一些，我估计可能在8%左右。

　　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主要是因为最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一方面，投资增长和国内消费市场都比较旺盛。另外还有一个短期因素，前一段时间经济增长放慢跟企业减少库存以应对较冷的经济形势相关。最近略有回暖迹象，跟压库存进行得差不多也有关，接下来企业订货情况可能会好一点，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会有所回升，当然这是一个短期现象。这种情况可能会对2013年的经济增长有一点帮助。

　　但现在更值得关心的，还是中长期的问题，取决于结构调整进展得怎么样。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短期问题，而是中长期问题。经济下行直接的原因是外需不足，出口放慢。实际上深层次原因是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

　　过去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外需和投资拉动。出口在过去十多年快速增长，平均增幅超过20%，另一个就是大规模投资拉动。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出口下降，就靠投资拉动经济。四万亿投资加上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资项目，通过这些方式当时带动了经济增长，但遗留下来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

　　过去很长时期以来，居民消费增长慢于GDP增长，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已经降低到一个不合理的水平。这主要是体制因素导致的，是收入分配失衡的反映。这两年虽然由于居民收入相对增长较快，消费市场比较旺盛，情况有所改善，但是短期内不可能弥补出口放缓对经济的影响，所以增长减速是必然的。从中长期来看，国际市场的情况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能够继续容纳中国出口的超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只能更多依靠内需。如果维持过去的结构不变，即使短期靠投资把增长率拉上去了，消费跟不上，经济增长随后还是会掉下来。

　　因此政策着眼点不应过度看重短期增长，而需要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如果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善，使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够较快增长，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能有显著的回升， ，那么长期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才可持续。而这就需要推动改革，改善收入分配。

　　下一步改革

　　首先要解决腐败和分配不公问题

　　日报：谈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最近，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强调，要进一步改革，通过改革来实现发展。现在可以说各项改革到了攻坚的阶段，您认为在这许多堡垒中，哪些改革尤为关键？

　　王小鲁：新领导人强调改革是个很好的开端，希望能够实质性地推动改革。

　　至于改革的关键点，我认为现在最首要的还是解决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解决腐败的问题要从制度上做起，通过改革来建立一个透明、清廉、受老百姓监督的政府。这就需要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要逐渐扩大民主进程，让老百姓能够监督政府。这些不可能一步到位，但要一步一步往前推进。

　　其中财政体制改革是个关键问题。现在政府的财政预算收入，再加上土地收入和其他各种政府性基金收入、政府掌握的社保基金收入，至少占GDP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个相当大的比重。目前这些政府资源的管理有很多漏洞，不透明，监督不到位，造成相当多的腐败、资金流失和浪费，同时对收入分配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要推动财政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政府收入的管理怎样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这还涉及土地转让制度的改革和土地收入的管理。现在是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靠卖地收入吃饭，而且土地收入的管理透明度低，很不规范。未来需要一个统一的预算体制，把所有的政府收入都纳入进来，要全口径透明公开，让老百姓看得到这笔钱是怎么收进来怎么花出去，这要靠改革建立一套制度。

　　现在的土地出让制度本身也需要改革。地方政府卖的是未来70年的土地使用权，但出让收入一次收取，一次花掉，这是不可持续的，也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低价征地，并积极推高地价，把房价越炒越高。这方面的制度必须改变，以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代替现行的征地卖地的方式。政府可以扮演中立者的角色，可以征收土地增值税和房产税，不必垄断土地市场。

　　当然，土地出让制度要改变，还需要有配套的财政体制改革，需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充实地方政府的常规预算，减少一事一议的专项转移支付，减少“跑部钱进”，减少寻租行为和不规范的资金分配，建立财权和事权统一的体制。

　　另一方面，对各级政府的支出也必须严格管理，特别是要公开化，形成社会公众监督政府的机制，要通过制度保证公共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用在改善全社会的保障和福利水平，这才能改善收入分配。

　　改善收入分配要改革不合理体制

　　日报：最近几年大家都在关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以说千呼万唤出不来。您不久前讲过一句话，说现在不是出台收入分配方案的好时机。怎么理解您的这句话？怎样才算是成熟的时机？

　　王小鲁：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还没有开始一个推动更全面体制改革的阶段。收入分配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它是各方面体制问题造成的。要改善收入分配，就要从全局着眼，改革这些不合理的体制。这需要形成政治决心，不是靠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小修小补能解决的。你说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是什么问题？是靠提工资和限制高收入能解决的吗？不是这么简单。

　　涨工资主要还是要靠市场。市场环境改善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劳动力需求旺盛了，才有涨工资的前提条件。现在中国是市场经济，不可能政府下一个命令，大家就都涨工资。在适当范围内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把这个看作唯一的手段。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得太快，超过企业承受能力，有些企业就会垮掉，就会造成失业，减少就业机会，反过来还是对收入分配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也不应简单地讲限制高收入，合理合法的高收入应该鼓励，不应该限制。要限制的是腐败，是非法收入、幕后交易，是通过改善制度来限制灰色收入。

　　现在最关键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这涉及到公共资金的合理使用，减少流失、腐败和挥霍浪费，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把政府资金的主要部分用于给老百姓提供服务，也涉及减少垄断，合理分配垄断收入，例如进一步改革资源税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和促进公平竞争。 

　　发达国家政府超过一半的收入都用在民生上，用在医疗、教育、社保上，中国公共资金用在民生上的比重相对发达国家低太多了。大量政府收入一是用在投资上，到处搞固定资产投资，这些投资有的有用，有的没用，有的就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是给政府自己盖楼堂馆所；二是政府自己消费，花费太大。

　　因此光讲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但触及不到这些根源的问题，不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解决不了收入分配问题。这些制度改革，在根本上要靠扩大民主、建立法制，让老百姓监督政府，大方向要明确。当然具体事要一步一步来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通过渐进改革方式，克服阻力，逐步推进。在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要指望制定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日报：您这几年一直在关注灰色收入问题，根据您的研究，现在的灰色收入与两年前您第一次公布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时相比，规模是扩大还是缩小？在规范上有哪些进步？

　　王小鲁：这些还有待研究。但根据现在方方面面的部门数据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和推算，可以看出，所谓的隐性收入还是在扩大。我2010年的研究报告是针对2008年居民收入情况，当时推算的隐性收入接近10万亿元。根据最近的数据看，近几年隐性收入的规模还在扩大。2010年的规模可能在13万亿左右。2011年的情况稍好一点，也会在10万亿以上。

　　这两年可能有些管理制度有改进，监管比以前严格了，有一些进步，但是根本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改革制度。首先要打击腐败，同时建立制度，改善政府行为，保证公共资金合理使用。另外，垄断收入、资源性收入如何分配是一个重要问题。土地、矿山资源的管理，资本市场的管理和运作，都需要公开透明。已经实行的资源税改革，我认为力度太小，覆盖面也太窄，还需要继续推进。其他垄断部门的垄断收入如何分配，也要推进税制方面的改革，还需要扩大竞争，减少垄断。

　　最后，改革必须促进民生的改善，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要扩大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保障的全民覆盖，这些都需要从制度上来解决。过去三十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变，一两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无法改变身份，很多人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长期流动于城乡之间，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这不利于启动内需，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对未来继续推进城市化造成阻碍。这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衡和结构失衡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