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存在吗?
十八大之后对于中国发展最重要的两会昨天已告落幕,中央层面的交接班工作宣告完成,中国也正式踏入了习李时代。对于中国而言,这次两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中国已经第二次顺利地完成了程序化的领导层更换,这显然有利于中国向市场化的全面转型;另一方面,从改革开放以来片面地强调经济发展而忽略政治和社会层面制度改革所积累下来的庞大问题,如制度滞后、官民矛盾、社会失序等已经发酵放大,成为中国发展乃至稳定的威胁,对于习李施政,也造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
中国官方习惯性地在两会期间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并且在媒体上也营造一个所谓的“团结、胜利的大会”的迹象。尽管习李新政百日的确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期待,他们的力行轻车简从、力图打击腐败和力倡勤俭节约的政策也得到了广大的支持,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公众对于这届领导层的期待,远远地高于这些制度层面边缘的动作。更多期待来自于对整体制度的改变和优化,从而将中国从发展陷阱边缘拉回来。
大约从2008年左右开始,中国媒体上开始出现了“中国梦”这种说法。“中国梦”的提法,显然与众所周知的“美国梦”遥相对抗,冀图于以中国式成长给中国国民带来的个体成长,与美国形成意识形态竞争。
《南方周末》的年末特刊,试图以《中国梦,梦之难》作为新年的献词,最终只能以一个更加正面和温和的形式出现,从而引爆了一场对抗。虽然最后由于编辑部成员的克制,以及行政当局的宽容而侥幸平稳终结,但是由此可见,中国梦的实践在现实中遭遇重重狙击,恐难短期突破。
热衷于制造和使用概念的中国媒体把“中国梦”庸俗化地进行成功学的解析——似乎获得了权势与金钱,就意味着中国梦的实现,而完全忽略了这个概念中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涵义。若以美国梦与中国梦进行类比,那么其中至少蕴含了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升迁制度化等政治制度涵义,以及个人发展路径的均一化、公民自治、社团等中间组织正常化及言论自由等社会制度涵义。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多少都有着制度的先天缺陷和阻碍。
与中国梦相互对立的,反而是中国社会日益的紧张与失序。撇开政治管理制度层面的问题不谈,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已然面临了巨大的崩解危机。至为庞大的危机来自于民间对于官方政治信任的几乎破产。由于中国目前仍然是政府代理管理社会资源的模式,而这种代理制又缺乏根本的制度监督,于是侵吞资产、寻租、受贿的现象普遍存在。民间,包括个体和企业对资源的渴求受到了制度的极大压制,而目睹私相授受使全社会丧失了对于官方控制资源的能力和诚信的信心。乌坎事件、钱云会事件都只是这种信心丧失的个案爆发。7·23动车事故、食品安全与中石油、中石化等是另外一种体现,他们展现了官方完全控制资源可能造成何等严重然而却无人问责的后果。
另外一个严重的社会危机来源于中国模式发展的环境代价。能源消耗式的中国GDP经济罔顾自然的承受能力。尽管高层与技术化官员们的确是在诚心诚意地推行低能耗政策与污染治理,但是,寻求政绩与个体利益的地方政府结构却无法真心认同与执行这些政策。况且,这些政策与GDP发展思路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连续数年北中国大面积雾霾、全国水质危机、湖泊干涸,都只不过冰山露出的尖角而已。而政府应对的方式却简单粗暴得令人难以置信,包括惩罚部分企业、抬高汽车牌照价格、限行等等,又成就了一次官民冲突和官商掠夺的盛宴。
GDP经济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公平的丧失。拥有资源的一方(这一方包含了多重结构:城市结构、东部结构、知识精英结构)已经组成了利益联盟,阻碍社会总体的制度变革,压制另一方(乡村结构、西部结构和中下层结构)的发展路径,试图固化和长期化这一“历史形成”的分肥体系。这一个结构性的公平性倾斜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基尼系数、西部窘困、和农村人口困境。近年来,农民工讨薪问题、富士康自杀事件、异地高考争锋、杀医事故、校车事故,无一不与公平问题相连接。因为资源大量地向利益结构一方倾斜,利益受损方日益无法从正常的制度渠道中获得路径和出口,于是就日益地倾向于暴力化。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乃是民间正常秩序的颠覆。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层级与自治路径。这一路径以年龄、知识、血统等等作为秩序安排的标准,实现了富有效率和秩序的管理。现代商业文化颠覆了这一切秩序的合理性,但是原本应当建立在市场社会上的法律管制道路,却遭到了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堵塞,从而导致了民间伦理和秩序的全面瓦解。扶老危机、见义勇为危机、普遍化的红灯区现象、郭美美事件等等,都是这一社会失序具体而微的呈现。
当我们一一回顾这些年来所产生的、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社会危机与紧张,也就可以看到“中国梦”所建立的基础是多么的荒谬与可笑。当人们吃着没有安全的食品、喝着污染了的水、呼吸着PM2.5爆表的空气的时候,中国梦从何建立呢?无怪乎当中央电视台所做的随机街访“你幸福吗”出现种种古怪回答的时候,会迅速地引发人们大规模的嘲笑与共鸣。
然而中国梦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了数千年连续治理传统和文化的国家而言,内在的资源自然是极度丰富的。而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国民中所引爆的巨大生命力与创造力,使整个世界都必须惊讶与服膺于中国的发展潜力。
中国梦的内涵显然不同于美国梦。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制度涵义是在于如何消解社会对于外来人口的疑惧,从而在制度上保障每一个新美国人都能够拥有同样的发展空间与机会。而中国乃是一个单一文化国家(并非指文化的同质,而仅仅是文化的同源),其内在的向心力强大而持久,因此,中国梦就在于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使每一个国民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空间与机会,从而实现在中国文化体内的共同生长。
如果说中国与美国的确有意识形态竞争的话,那么美国梦乃是带有一个基督教外生性冲动的全球梦想,而中国梦乃是带有一个儒教内生性寻求内在和谐的哲学梦想。
对于习李新政而言,中国梦的存在既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梦想的存在,人们易于追索,也易于破灭;然而也因此梦想的存在,人们怀有善意,诚于共识,甘于忍耐。
中国梦存在与否,并不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建设性的问题。听任当前的社会危机发展,中国梦落入转型陷阱,是一个恶梦;而勇于变革,敢于建设,中国梦将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对于习李新政,中国梦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得之,则兴;失之,则危。
中国官方习惯性地在两会期间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并且在媒体上也营造一个所谓的“团结、胜利的大会”的迹象。尽管习李新政百日的确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期待,他们的力行轻车简从、力图打击腐败和力倡勤俭节约的政策也得到了广大的支持,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公众对于这届领导层的期待,远远地高于这些制度层面边缘的动作。更多期待来自于对整体制度的改变和优化,从而将中国从发展陷阱边缘拉回来。
大约从2008年左右开始,中国媒体上开始出现了“中国梦”这种说法。“中国梦”的提法,显然与众所周知的“美国梦”遥相对抗,冀图于以中国式成长给中国国民带来的个体成长,与美国形成意识形态竞争。
《南方周末》的年末特刊,试图以《中国梦,梦之难》作为新年的献词,最终只能以一个更加正面和温和的形式出现,从而引爆了一场对抗。虽然最后由于编辑部成员的克制,以及行政当局的宽容而侥幸平稳终结,但是由此可见,中国梦的实践在现实中遭遇重重狙击,恐难短期突破。
热衷于制造和使用概念的中国媒体把“中国梦”庸俗化地进行成功学的解析——似乎获得了权势与金钱,就意味着中国梦的实现,而完全忽略了这个概念中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涵义。若以美国梦与中国梦进行类比,那么其中至少蕴含了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升迁制度化等政治制度涵义,以及个人发展路径的均一化、公民自治、社团等中间组织正常化及言论自由等社会制度涵义。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多少都有着制度的先天缺陷和阻碍。
与中国梦相互对立的,反而是中国社会日益的紧张与失序。撇开政治管理制度层面的问题不谈,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已然面临了巨大的崩解危机。至为庞大的危机来自于民间对于官方政治信任的几乎破产。由于中国目前仍然是政府代理管理社会资源的模式,而这种代理制又缺乏根本的制度监督,于是侵吞资产、寻租、受贿的现象普遍存在。民间,包括个体和企业对资源的渴求受到了制度的极大压制,而目睹私相授受使全社会丧失了对于官方控制资源的能力和诚信的信心。乌坎事件、钱云会事件都只是这种信心丧失的个案爆发。7·23动车事故、食品安全与中石油、中石化等是另外一种体现,他们展现了官方完全控制资源可能造成何等严重然而却无人问责的后果。
另外一个严重的社会危机来源于中国模式发展的环境代价。能源消耗式的中国GDP经济罔顾自然的承受能力。尽管高层与技术化官员们的确是在诚心诚意地推行低能耗政策与污染治理,但是,寻求政绩与个体利益的地方政府结构却无法真心认同与执行这些政策。况且,这些政策与GDP发展思路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连续数年北中国大面积雾霾、全国水质危机、湖泊干涸,都只不过冰山露出的尖角而已。而政府应对的方式却简单粗暴得令人难以置信,包括惩罚部分企业、抬高汽车牌照价格、限行等等,又成就了一次官民冲突和官商掠夺的盛宴。
GDP经济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公平的丧失。拥有资源的一方(这一方包含了多重结构:城市结构、东部结构、知识精英结构)已经组成了利益联盟,阻碍社会总体的制度变革,压制另一方(乡村结构、西部结构和中下层结构)的发展路径,试图固化和长期化这一“历史形成”的分肥体系。这一个结构性的公平性倾斜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基尼系数、西部窘困、和农村人口困境。近年来,农民工讨薪问题、富士康自杀事件、异地高考争锋、杀医事故、校车事故,无一不与公平问题相连接。因为资源大量地向利益结构一方倾斜,利益受损方日益无法从正常的制度渠道中获得路径和出口,于是就日益地倾向于暴力化。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乃是民间正常秩序的颠覆。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层级与自治路径。这一路径以年龄、知识、血统等等作为秩序安排的标准,实现了富有效率和秩序的管理。现代商业文化颠覆了这一切秩序的合理性,但是原本应当建立在市场社会上的法律管制道路,却遭到了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堵塞,从而导致了民间伦理和秩序的全面瓦解。扶老危机、见义勇为危机、普遍化的红灯区现象、郭美美事件等等,都是这一社会失序具体而微的呈现。
当我们一一回顾这些年来所产生的、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社会危机与紧张,也就可以看到“中国梦”所建立的基础是多么的荒谬与可笑。当人们吃着没有安全的食品、喝着污染了的水、呼吸着PM2.5爆表的空气的时候,中国梦从何建立呢?无怪乎当中央电视台所做的随机街访“你幸福吗”出现种种古怪回答的时候,会迅速地引发人们大规模的嘲笑与共鸣。
然而中国梦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了数千年连续治理传统和文化的国家而言,内在的资源自然是极度丰富的。而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国民中所引爆的巨大生命力与创造力,使整个世界都必须惊讶与服膺于中国的发展潜力。
中国梦的内涵显然不同于美国梦。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制度涵义是在于如何消解社会对于外来人口的疑惧,从而在制度上保障每一个新美国人都能够拥有同样的发展空间与机会。而中国乃是一个单一文化国家(并非指文化的同质,而仅仅是文化的同源),其内在的向心力强大而持久,因此,中国梦就在于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使每一个国民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空间与机会,从而实现在中国文化体内的共同生长。
如果说中国与美国的确有意识形态竞争的话,那么美国梦乃是带有一个基督教外生性冲动的全球梦想,而中国梦乃是带有一个儒教内生性寻求内在和谐的哲学梦想。
对于习李新政而言,中国梦的存在既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梦想的存在,人们易于追索,也易于破灭;然而也因此梦想的存在,人们怀有善意,诚于共识,甘于忍耐。
中国梦存在与否,并不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建设性的问题。听任当前的社会危机发展,中国梦落入转型陷阱,是一个恶梦;而勇于变革,敢于建设,中国梦将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对于习李新政,中国梦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得之,则兴;失之,则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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