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赵人伟

    赵人伟，男，1933年3月28日出生于浙江金华。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5年被评为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6年8月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理事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先后担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UCR）、德国杜伊斯堡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访问学者。在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在准公共产品领域区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的重要性；在经济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渐进式改革既有降低成本的好处，又有成本上升的风险；在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上，从理论实证发展到经验实证，并揭示了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收入差距过大的演变；在财产分布问题的研究上，分析了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和显著分化的演变；在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上，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原则和道德原则相结合的必要性。因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获1984年（第一届）孙冶方经济学奖；因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获1986年（第二届）和1994年（第六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孙宇娇

    我的研究领域和主要理论观点
    中国经济时报：您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研究领域及著作都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能否简述一下您的主要著述和理论观点？
    赵人伟：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曾在以下几个领域从事研究：
    （一）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主要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所研究的问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同刘国光合作，《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载董辅礽主编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优越性》，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我国计划和市场问题讨论述评》（《经济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等等。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不同模式的比较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这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所研究的问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不同模式的划分问题——对外国经济学家的几种不同划分法的初步介绍和评论》（《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6期）；《布鲁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外国经济学讲座》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布鲁斯著、赵人伟译《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体制——历史的经验和理论的构想》（载荣敬本、赵人伟、吴敬琏编《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论著选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我国原来属于什么经济模式？ 》、《我国应该选择什么经济模式？ 》（同荣敬本合作，《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二、三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总体设想》（载刘国光主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
    （三）关于居民收入分配的问题。这是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所研究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有：《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经济研究》1985年第三期）等。
    我的主要理论观点是：在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在准公共产品领域区分市场功能和政府功能的重要性；在经济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渐进式改革既有降低成本的好处，又有成本上升的风险；在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上，从理论实证发展到经验实证，并揭示了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收入差距过大的演变；在财产分布问题的研究上，分析了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和显著分化的演变；在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上，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原则和道德原则相结合的必要性。
    影响中国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
    中国经济时报：是什么机缘使您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并因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出色研究而分别获得 1986年和 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收入差距变化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什么历史原因导致的？能否回溯一下这一历史进程？
    赵人伟：抗战结束以后，我于1946年考入浙江金华中学初中部读书。在中学阶段，应该说接受的教育是比较系统的。 1953年在金华中学高中毕业后，经全国统一招生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开始了我一生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生涯。
    改革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均等化程度很高（或不平等程度很低）的社会。同时，在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的因素。这种平等中存在着不平等，不平等中又存在着平等的状况，说明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复杂性。总的来说，平均主义盛行仍然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起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尽管人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我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总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部门（特别是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收入差距、财产收入差距等。此外，我还对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各个阶段及其主要倾向进行了分析。我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平均主义。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是两种现象 （计划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和体制外与体制间的收入差距较大）的并存。90年代中期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是收入差距过大。到 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445。如果考虑到这一阶段因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垄断、寻租和设租等活动引起的收入差距的非正常扩大，实际基尼系数还会更高。
    在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着重研究的是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的关系。在中国，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我国不仅在经济体制方面是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而且在经济发展方面是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期。在这种大背景下，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因素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更多探索的空间和余地。我把影响中国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分为四大类和20个左右的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变化作了分析。就四大类来说，有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分析这些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深化经济和政治改革，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中国贫富差距现象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您怎样看待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这一社会现象？其根源是什么？政府要出台何种具有实际意义的决策才可以真正缩小贫富差距？
    赵人伟：在分析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时，有关收入差距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是人们最为关注也是争议最多的问题。在进行这种分析时，有两种倾向需要防止。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是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改革成果，应该加以肯定。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例如，中国的改革只能采取双轨过渡的渐进方式，从而必然会出现利用双轨“寻租”等活动。在一定限度内，这可以说是改革所应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出路。
    壮大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重视居民财产及其收入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体现了藏富于民的思想，也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第二，明确了居民除了劳动收入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既有利于提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又有利于拓宽居民增加收入的渠道，体现了居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第三，指出了收入和财产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四，要防止财产及其收入的差距过大。为防止财产及其收入差距过大，应该研究如何让农民从土地（哪怕是承包经营权）中得到应有的权益以及是否应该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
政府的功能绝不能交给市场来做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著作《中国居民收入问题研究》和 《中国居民收入问题再研究》成了中国在居民收入和分配问题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成为政府和所有公民特别关注的话题，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有无新的拓展？新的心得？
    赵人伟：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关系到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必须处理得当，中国经济才能可持续地发展。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大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改革的成果。由于改革，国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社会财富增加，在激励机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贡献大的人收入高了，打破了平均主义。
    二是改革付出的代价。1988年以后实行了“双轨制”，这在经济上叫寻租活动，是经济转型期中国特有的现象。一些并不完全属于诚实劳动、不属于合法经营的人钻改革的空子富裕起来，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三是不必付出的代价。比如官员的贪污腐败、一些行业的垄断、一些行业的暴利等。很多地方，官商勾结，获取房地产暴利。
    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收入再分配”，用税收的方法从富人那里拿钱，用补贴等方法转移到穷人那里，古代叫“劫富济贫”，有点暴力倾向，现在温和一些，叫“抽肥补瘦”。政府的功能绝不能交给市场来做。
    比较理想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应是怎样的
    中国经济时报：如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存在什么问题？比较理想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应是怎样的？何以达致这一状态？
    赵人伟：当前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存在政府压制市场、市场体制发育不健全、市场微观主体素质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要理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发展关系，一方面政府应当重视市场功能的发挥，减少失灵现象；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培育和管理。
    尽管我们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将近30年，有些领域仍然存在着市场作用没有到位、政府作用过大的问题。但是，在准公共产品领域，却常常发生本来应由政府来管，却在实际上推给市场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改革就发生过把责任过多地推给个人、过多地依赖市场的倾向；住房制度的改革也发生过类似的倾向，即过多地强调住房商品化的一面，而没有对低收入者的廉租房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由此可见，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的功能不到位和政府的功能不到位都是容易发生的倾向。究竟如何防止和克服这两种倾向，使政府的功能和市场的功能发挥得恰如其分，仍然是一个极需探讨的问题。
    我们离法治市场经济的目标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中国经济时报：请您回溯一下中国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由来和始末。当前和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途径是什么？有何障碍？如何破除障碍？
    赵人伟：30年来中国的改革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曲折过程，并充满了反反复复的争论。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但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却花了大约 14年的时间。而且，在1992年以后，并不意味着改革目标争论的结束。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计划经济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宏观调控的样板的观点仍然时时出现在争论之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其大的方面来看，可以用几句话简单地概括如下：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一大二公”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第二，市场机制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了显著的进展，市场化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三，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体制的改革，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第四，劳动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五，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巴山轮会议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无疑对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尽管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人自己探索的结果，但巴山轮会议的研讨成果对中国经济改革目标的探索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如果说，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巴山轮会议的举办提供了一个前提的话，那么，此后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为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间接调控的方法。迄今为止，我国在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改革的目标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完成。无论是从间接调控手段的运用、间接调控条件的建立、市场体系的培育、企业产权的明晰、政企功能的分开、行政性垄断的消除等各个方面来看，我们离法治市场经济的目标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经济学研究中应该把民族性和国际化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何在？
    赵人伟：科学研究的使命就是探索、创新和开拓，不然，科学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对如何繁荣经济科学，我此前曾提出过以下观点。
    第一，要正确处理经济热点和冷点的关系。首先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才能对热点问题发表真知灼见。而且，这个热点问题的专家，不见得又是别的热点问题的专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冷，就没有热。
    第二，要有对研究成果的科学评价机制。这是提高经济学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对于一项经济研究成果的评价，主要应看它对经济运行是否做出了规律性的分析和解剖，而不能仅看它的某些提法和用词如何。
    第三，经济学研究中应该把民族性和国际化结合起来。学术无国界，学术领域的国际交流或国际化，实际上对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是有利的；相反，闭关自守则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学术的国际交流，包括经济学的国际交流，总是双向的乃至是互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国外学习和吸取的东西比过去增加了许多，外国也从中国学习和吸收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在国际交流中，我们不但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而且能够以自己的民族特色来作出更大的国际贡献，促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走向世界。
    经济在转型，经济学在转型，经济学家也在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请谈谈您的治学之道。
    赵人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经济在转型，经济学在转型，经济学家也在转型。在这里，经济的转型是指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转型。经济学的转型则是指经济问题的研究从一种封闭的、停滞的状态向开放的、发展的、努力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方向的转变。经济学家的转型则是指经济研究工作者同上述两个转型相适应，使自己的研究跟上时代步伐。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要对一个经济领域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往往要求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和较全面的素养。这些素养包括：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即能够掌握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在本领域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掌握比较先进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特别是经济计量的工具；掌握同研究主题有关的数据，最好是有第一手的数据或资料；对研究的主题要有实感，最好是通过一定的实地调查来取得和增强这种实感，并且要把实感和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要有较好的表达能力，包括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叙事和推理的逻辑性以及文字上的准确性和清晰度 （除中文的表达能力以外，最好还有一种乃至一种以上外语的表达能力）；能围绕主题进行纵向的（时间的）和横向的（空间的）比较。这样的素养看来很难在某一个研究人员身上得到全面体现。因此，当今的许多研究课题往往要组织一个团队来进行合作研究。这种合作研究从原则上来说应该采取老中青相结合的形式。
    根据我自身的经验，这种合作不仅是静态的，而应该是有动态的。换言之，老年人应该逐步退出，青年人则应该不断地进入。这就是研究中的代际合作和代际交替问题。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几代人联合作战，加上几代人连续作战。我们应该着力培养青年一代人快速成长，使他们更好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