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存 改革重在实施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
　　改革的路径不能简单化。简单地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显然不足取。在改革的全过程中，政府应当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表。
　　虽然中国经济的复苏具有确定性，但复苏的稳定性仍然会比较差。经济复苏与改革的方案密切相关，改得太猛和一成不变都不行。
　　如果房地产调控仅仅是简单地调控需求，不在与地方政府利益关联很大的地方动刀子，调控的效果仍然有待观察。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陈春雨

　　“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讨论的阶段，运动式的改革也不行，路径选择更加重要。”坐在证券时报记者面前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语调平和、逻辑严密。
　　3月初的一个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办公室里，一位经济学家对改革、宏观经济、城镇化、房地产等领域的思考，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如一眼清泉，汩汩而出。
　　刘元春认为，实现改革的路径不能简单化，不同区域和行业的改革设计都应区别对待；宏观经济复苏的态势不会改变，但复苏具有不稳定性；城镇化建设首先要考虑“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短期通货膨胀不值得忧虑，但中长期的通胀形势不容忽视，值得警惕。
　　改革路径不能简单化
　　证券时报记者：改革成共识，但改革的路径选择未达成共识，您对此如何看？
　　刘元春：在思想理念上，改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甚至早已形成共识，毕竟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改革当前已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但改革在行动上、改革的路径仍然不明确，传统的“试点-推广”式的改革路径已经被打破，简单的顶层设计也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在金融改革上面，因为金融价格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与其他领域不一样。金融领域的流动性很强，金融价格形成双轨制的话，就给资金套利提供了方便之门，同时也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大幅波动。因此，碎片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对于金融领域来说风险太大。以温州金融改革为例，如果单单是在这一区域实行利率市场化，大量资金就会往温州涌，风险不言而喻。
　　我的观点是：金融价格形成机制需要整体性、全面性的改革，利率市场化必须同时在全国进行推广，金融产品的管控要有一整套方案和制度设计，这与一般商品领域的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一般商品的流动性远不如金融产品。
　　证券时报记者：您对其他领域的改革设计怎么看？改革也是需要针对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刘元春：以行政领域的改革来说，一下子全国推广就不太可能。任何行政领域的改革，都不能挑战基本的政治制度，必须在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框架下进行。比如说财产公开，一下子全部公开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很多人希望收入分配改革有个时间表，其实这是简单的民粹主义。想法尽管朴素，但里面有很多陷阱，会带来居民刚性支出和弹性收入之间的矛盾激化。
　　中国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当然需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但同时也要避免民粹主义泛滥。不同领域的改革模式大不相同，改革必须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业和领域、不同的部门，选择不同的路径，一句话，改革路径不能简单化。简单地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显然不足取。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表。
　　目前讨论改革的声音很多，但对于改革的具体操作模式、实施路径、改革环境和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仍然流于肤浅化，改革不应当仅仅限于讨论性的层面。
　　证券时报记者：经济领域的改革呢？需要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边界？
　　刘元春：经济领域的改革首先要注意约束政府的权力，同时明确和巩固市场的边界。国进民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民众在财富的创造上也会发生扭曲，市场经济就容易受到诸多非市场经济因素的侵蚀，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毒瘤。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工业化后期的挑战等因素带有全球性，中国一个国家左右不了，但我们可以在公开、公正和公平上做好制度建设，对垄断的行业和行为模式进行全面调整，让政府的职能定位从投资型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和民生型政府，通过财政税收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让老百姓公平地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经济复苏
　　具有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证券时报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A股市场震荡剧烈，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复苏产生分歧，您如何看待经济的复苏？
　　刘元春：从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复苏会比较快，但在年底或明年初会有所回落。新一届政府推行新型城镇化会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出台，虽然政府的目的不是扩投资，但客观上会起到扩投资的作用。另外，政府在消费促进方面也会有所动作，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会比去年有所提高。从外需来看，尽管外围经济形势会有一些波动，但对中国的利好因素也不少，比如，全球制造业在复苏甚至是有所加强，制造业产业链的各个链条景气度会提升，工业制成品带动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上升，从而带动投资。从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来看，虽然欧债危机仍在继续，但欧盟的主要成员国德国的经济情况仍然不错，这些都有利于中国外需的提振。大规模的资本可能会流到中国，大量的新增货币流入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中来，从而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复苏。
　　从资金层面来看，广义货币（M2）增速预计13%，新增贷款预计8.9万亿，贷款的总量不低，考虑到银行表外资产，货币实际收紧的程度并不会像数字反映的那么“紧”。此外，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会比去年要好，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今年前两个月已占去年全年的40%~50%。政府今年的支出能力会增强，财政赤字扩大，这些因素决定了2013年的经济状况不会太差，维持适当的甚至是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和适当的通胀水平是可以预期的。
　　证券时报记者：经济的复苏会是弱复苏还是比较强劲的复苏？
　　刘元春：虽然中国经济的复苏具有确定性，但复苏的稳定性仍然会比较差。外部环境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国内很多政策的落实也存在不确定性，通胀也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不确定，经济的复苏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复苏与改革的方案密切相关，改得太猛和一成不变都不行。
　　证券时报记者：宏观经济未来会存在哪些风险性因素？
　　刘元春：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一是改革的风险，改革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如果出错，风险很大。政府如果在经济运行中过度介入，也会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此外，地方融资平台、影子银行、信贷对部分所谓新兴产业的支持，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应追求内涵式的城镇化
　　证券时报记者：您对目前两会传达出的政策方面的信号作何理解？
　　刘元春：按照我的理解，两会的主基调是保持政策方面的连续性、稳定性，进一步的政策信号，还要等政府日后的制度安排。未来新的增长点在城镇化。
　　证券时报记者：您如何解读城镇化的具体内涵？城镇化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元春：讨论城镇化，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城镇化是否未来中国增长的核心？城镇化是多种社会因素和力量调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应该追求内涵式的城镇化，而非粗放型的城镇化。首先要考虑城镇化的成本问题，然后才是考虑增长的源泉。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由谁来负担？资金从哪些方面筹措？农民工进城前的配套如何做到位？城镇化的着力点、抓手和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清楚。
　　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房地产化、投资化，但城镇化进一步细化的路径选择是什么？钱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农民工必须先解决就业问题，才有“五险一金”，才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然后才是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的问题。提出城镇化的概念的同时，具体实施的路径和措施，首先必须统一和明确认识，才能有序推进城镇化建设。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看待金融脱媒下的影子银行？
　　刘元春：很多金融脱媒跟经济发展是相连的，比如利率管制、信贷投放过于偏向国有企业，使得从早期的商业银行向中高端客户提供利率更高的理财产品开始，到现在各种形式的表外融资渠道，影子银行的风险肯定是很大的，脱媒现象和影子银行使得很多金融业务不透明，各种问题也次第出现，比如套利资金没有遵循最基本的价值基础，民间拆借的盛行建立在房地产的泡沫基础之上，一旦房地产的泡沫破灭，风险可想而知。我们一方面可以利用影子银行来改变中国经济比较单一的融资体制，同时又要把影子银行放到规范化的监管框架里面去，从而优化金融结构。
　　地产调控
　　不能仅仅调控需求端
　　证券时报记者：多年来，房地产领域的调控最终沦为“空调”，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元春：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快速城镇化的国家，房价上涨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过快过高地增长，就不正常了。房地产是以极差地租为基础的，这决定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和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也会有所区别。住房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当老百姓的现实收入与高房价形成巨大反差，就容易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但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在为住房问题焦虑，刚结婚的小青年就非得要买个房子，尽管这背后是中国几千年来“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文化在起作用，但实际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里面，这是违反正常的经济规律的。此外，房地产调控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出发点，不能由少部分强势利益集团左右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在调控者、地方政府、普通民众之间的利益博弈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在政府垄断城市住房供地的背景下，以往的调控政策大多是调控需求端，而不是从供给端方面做文章，只有保障性住房才算是从供给端方面做了一些文章，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如果房地产调控仅仅是简单地调控需求，不在与地方政府利益关联很大的地方动刀子，调控的效果仍然有待观察。国五条比较明确地强调保证土地供给，但同时也强调打击投资和投机性需求。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还是土地问题，制度建设应该着眼于中长期。
　　证券时报记者：该如何进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呢？
　　刘元春：首先应该在供给上面做文章，比如增加土地供应；其次要着眼于中长期的制度建设，如房产税、房产登记、房产核算、住房信息联网等；三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比如实行房产公示制度。房地产的很多存量都是灰色收入的聚集地，要在严格的制度和舆论监督下，让这些非法存量房公之于众，增加房地产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开度，堵住房地产领域腐败的源头。最后，要对非法地产中介机构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让这些扰乱市场健康秩序的中介机构受到惩处。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看地房地产市场的走向？
　　刘元春：房地产市场的分化还会持续，如果国五条细则还是摁不住房价上涨的牛头，一线城市的房价可能还会上涨，因为一线城市供求方面未来呈现弱化的趋势。但三四线城市新房库存较高，进一步的城镇化使得人口继续向大城市聚集，这会对小城市造成挤压效应，使得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高库存问题将更加突出。
　　通胀短期无虞 
　　中长期堪忧
　　证券时报记者：在“春节效应”影响下，2013年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2%，创出自2012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您对通胀形势作何判断？
　　刘元春：今年出现较大通胀的可能性不大，特别是从短期来看。不会出现通胀大幅上扬的情形，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目前食品价格处于低位。
　　第二，大量制成品仍处于过剩状况，产能过剩困局并没得到根本性解决。
　　第三，虽然国内服务性产品由于成本上升会导致价格持续上扬，但高速上涨期已经过去。劳动力成本过去几年大幅上升，但最高峰时期可能已经过去，未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上涨的压力会趋弱。
　　第四，货币冲击本身缺乏一些触发机制，全面爆发的概率不高；尽管M2居高不下，但大量存储在一些新的金融产品中，直接转化为购买力的可能性不大，信托、银行理财等新金融产品起到了蓄水池、资金池的作用。
　　第五，虽然大宗商品价格未来可能会有所抬头，但核心商品中，粮食价格还在持续回落，石油价格由于替代性能源增加以及需求处于相对较低位置，仍将保持疲软，输入型通胀会有所加剧，但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坏。
　　第六，很多人担忧全球流动性泛滥问题，但当经济处于疲软或弱复苏状态时，货币流动性减缓，很多人拿着钱不敢去投资，比如经济处于负增长的日本，宽松型的货币政对经济的刺激已经近乎失灵，这种情况下，超发货币不会很快转化为通胀。
　　证券时报记者：也就是说您对短期的通胀抱乐观的态度？
　　刘元春：是的，虽然短期的确不值得担忧，未来6~10个月物价将较为平稳，但明年需要高度警惕。因为从经济增长周期来看，明年食品价格将从低位进入快速上涨期。其次，随着经济复苏，全球货币流动性会得到释放，外来压力将会较大。因此，对于通货膨胀，我认为短期问题不大，但担忧中长期的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