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做好三件事 经济就能“稳中有进”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应把“稳中有进”放在第一位。
　　宏观调控不是万能的，不能形成依赖，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长远发展。
　　当前，中国深化改革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土地确权、城镇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国有资本体制改革。
　　在城镇化上，要实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城镇化不是单纯盖楼的问题，它要园林化，要走循环经济道路，要公共服务到位，还要社会保障一体化。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以初次分配为重点，此外，也需要解决二次分配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不平等、教育资源和土地资源配置不均衡等。
　　两会对话
　　商报特派记者 孙黎明 任忠君 北京报道
　　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怎样才能实现稳增长、保民生的目标?
　　昨日下午是政协小组讨论时间，在开会前，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前半小时赶到会场。他围绕经济增长、宏观调控、货币政策、收入改革等问题，接受了重庆商报记者采访。他表示，未来如果能做好三件大事，我国经济就能实现“稳中有进”。
　　经济平稳增长要解决三难点
　　重庆商报：尽管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您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需要解决哪些难点?
　　厉以宁：今年，我国应把“稳中有进”放在第一位，要实现“进”，就必须进行改革。我认为，今年的工作重心应着力解决三大难点。一是要破除产能过剩，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在这一问题上依然面临较大压力，如不能逐步解决，资源就会白白浪费;第二是要加速进行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要用更好的技术，使中国的产品在全球打开更广的销路;第三个重点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要加快。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尽管投资依然应当保持较高水平，但不能仅依靠投资，否则经济就会大起大落。所以我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拉动消费，而要增加消费，就要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所以，只要这三件大事解决好了，经济就可以实现“稳中有进”。
　　破解产能过剩问题有三招
　　重庆商报：因存在产能过剩等问题，钢铁、光伏等产业去年均出现了行业性亏损。您提到，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破除产能过剩，实现的具体路径是什么?
　　厉以宁：总的来说有三条路径。伴随沿海各种成本日益上升，产业应当逐步向中西部转移，所以，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平稳增长，首先应把产业转移放在重要位置。当然，转移不是简单复制，在转移的过程中，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升级。我认为，只要企业在转移的过程中，掌握了如何降低成本、如何着眼开发所要转移地区的市场，也就掌握了要领，就能取得成功和突破。其次，在面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或项目时，国家应采用强制手段关停并转，不能有太多的顾虑。另外，为了让新兴产业发展得更快，应当在金融、税收等政策方面对这些产业加大倾斜。
　　未来宏观调控重在微调预调
　　重庆商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过去5年我国果断调整了宏观调控着力点，出台了系列措施。2013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对于未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向，您作何判断?
　　厉以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调控手段可以用，但绝不能对宏观调控形成依赖，因为这样易造成大起大落。我们应该认识到，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在短期内紧缩需求或者刺激需求。过去5年，因遭遇了美国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等特殊情况，我国频繁采取了宏观调控。但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任何宏观调控都是有副作用的，宏观调控绝不能代替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长远发展。如果要发展金融业，从长期来看，就需要在体制上、制度上进行改革，而宏观调控只能暂时解决问题。频繁使用宏观调控，容易让外界认为政府无所不能，比如物价高了，老百姓就会想“怎么政府还不宏观调控”?
　　稳健货币政策考虑了转型需要
　　重庆商报：今年我国提出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您觉得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厉以宁：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在转型过程中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人是不用货币的，而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中，货币的使用领域扩大了;二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也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本来跟货币接触得少的农民卷入了市场，这也使得货币需求量增大。因此，衡量货币流通量是否保持在正常水平，应当从中国正处于转型的角度考量。我国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正是考虑到了转型的需要。
　　深化改革需关注四个方面
　　重庆商报：刚才您谈到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长远的发展，未来我国的改革方向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对于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您认为目光应主要锁定在哪些方面?
　　厉以宁：当前，中国深化改革有四个地方值得关注：土地确权、城镇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国有资本体制改革，这些是影响改革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对于土地确权问题，应让农民得到承包土地使用权和权证、宅基地使用权和权证、宅基地上自建房屋的产权和房产证。有了“三权三证”，就可以保障农民权益。农民就可以自愿参加土地流转，或自愿通过土地入股获得股权和分红，农民自营家庭农场也可以如愿;其次，在城镇化上，要实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城镇化不是单纯盖楼的问题，它要园林化，要走循环经济道路，要公共服务到位，还要社会保障一体化。其中，老城区要重在改造，要实现工厂迁出、棚户区拆迁、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而新城区重在规划，要通过建立工业园区、企业进园区等路径，加快新型产业建设。
　　同时，城镇化要重视就业问题，应鼓励城乡居民创办小微企业，扶持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农民迁入新社区后，可住进新社区办家庭农场，或开办小微企业，或在城镇务工;第三个方面则是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国有资本体制改革上，应分两个层次推进，一是结合结构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二是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资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一律按股份制企业模式运行，使国有企业效益提高，国有资产保值升值。总的来说，国企跟民企都是中国的企业，应该营造公平竞争氛围，让国企民企展开合作。如果没有民企，国企不可能一枝独秀。
　　收入分配改革应着重初次分配
　　重庆商报：您刚才谈到收入分配改革是未来改革应当锁定的重点，但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对于如何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您有哪些建议?
　　厉以宁：针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要以初次分配作为重点，另一种意见则是以二次分配作为重点。我的看法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以初次分配为重点，此外，也需要解决二次分配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不平等、教育资源和土地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
　　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调节分配，但目前，因为各种原因我国尚未形成这种分配。我建议尽早健全完善市场，早日形成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需求方公平竞争的环境，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让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的规律、规则，包括工资标准、工资级差等都要经过认真审查，该取消的取消、该修改的修改。同时，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明确的市场主体，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寻租行为，保证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另外，还应通过鼓励创业、创办小微企业等方式，提高低收入家庭和农民的收入，也可以使初次分配的情况得到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