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也强烈呼唤能促进改革的新供给经济学，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探讨“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

　　改革的全面、协调推进将是今后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心与关键。为提升全面改革的可操作性，从土地制度、人口流动、公共资源配置、改善民生、优化收入分配等重大现实问题入手，也需要理论的烛照与指导，呼唤着把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熔于一炉的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经济学。

　　我们认为，中国宏观调控中无论做何种具体的政策组合选择，客观上都需要以改革为基本依托，中国的改革攻坚和配套推进，需要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理性认知思路来引领。

　　基本政策主张

　　党的十八大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体现的国情特征以及我国13亿人口的消费品市场的供给端呈现为“本国生产为主，海外进口为辅”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给端。

　　从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看，近年国庆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高速路车满为患”、“旅游景点人声鼎沸”等现象，以及房价房租不断上涨的趋势、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学费贵等问题，都清楚地表明了我国有着巨大的真实需求，而结构性供给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且将长期存在。

　　由此，我们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中国未来的宏观政策取向核心是深入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方针并升华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层面，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提升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文化产业、生态环境产业等方面的供给能力，通过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改善生态达到建设“幸福中国”、“美丽中国”、“和谐中国”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标志的“中国梦”，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使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村”成为“和谐世界”。

　　已有的一种分析认识是强调：仅靠推进“比较优势”战略尚不足以支撑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作为中国之必然选择的“三步走”赶超战略，需要更为全面、丰富、科学的理论和政策设计来支撑决策。 

　　我们对当前中国的具体经济政策主张，可概述为：建议着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而对备受各方关注的“通胀问题”，则不宜简单直接套用美国主要从需求端入手加以调控的模式，而应当确立“物价上涨”不等于“通胀”的基本理念，并积极构建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及市场供求结构相适应的物价调控模型和机制。

　　走创新型国家之路

　　面对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从1840年起，中国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阶段，时间之长，代价之大，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农业技术的高水平，并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充分条件，中国在18世纪、19世纪相对欧洲具有高水平的农业技术，却错过了工业革命机遇，就是明证。

　　目前“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到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

　　可以预计，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客观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为关键性的支撑。就中国特色转轨道路上的创新特色而言，我们可以强调：“制度高于技术”。

　　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

　　为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等各方面的自主创新，必须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系改革、提升绩效的同时，下决心调动、引导相关各方增加科技投入。当前这方面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科技投入相对不足。近年中国财政对研发的投入已有明显提升，今后还需要政府对研发长期投入，并带动市场主体共同形成2020年后研发投入占GDP3%左右的格局。

　　大力鼓励创业

　　必须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全民创业，特别在中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上。以我国人口规模，企业数量可能比现在多几倍。民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民营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以及升级换代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要以多种制度变革和政策优化为举措，支持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完善和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企业文化创新，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着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战略性改组，在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过度垄断因素和优化治理结构，发挥其应有的特定功能与辐射力，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加快城镇化建设

　　2011年，我国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为51.3%，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转移的动力依然强劲，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所在。由于城市化意味着收入的提高、消费的提升，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以及进城农民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城市化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

　　城市化也意味着强烈需要供给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规模扩大形成的规模经济。这将大大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就业结构的细化，同时可以促进农村土地集约使用和农业集约化经营。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根据人多地少的国情，走“大都市圈”战略，避免“四处点火”的城市布局。2011年，中国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城市已经有13个。2011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带)承载了中国28%的人口，产出了41%的GDP。

　　应根据国际城市发展演化的规律，综合考虑水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提早规划若干个人口在三千万以上的“大都市圈”，最大限度地利用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的好处，节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促进服务业发展，也最大限度地节约耕地和保障粮食自给自足。

　　但引导好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发挥城市化红利，需要对阻碍城市化进程的现行户口制度以及户口附属的福利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规划体制、行政区的协调机制等一系列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必须在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制度建设、经济手段和其他各种调控手段及政策措施的优化组合，走出一条伴随新型工业化、新型服务业化，且同时推进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进而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的一元经济和谐境界的“中国道路”。

　　但在城市化过程中，要预防和阻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发展，对资产泡沫危险绝不可掉以轻心。由于很难事前判断资产泡沫的积累，一个简单实用的法则是有价值的。每年平均房价上涨幅度不应超过全国或某地区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预期和城市化人口增长率三项之和，即“清华规则”。以全国经济增长幅度为7%，通货膨胀预期为2%，城市化率1%计算，全国每年平均房价增长速度不能超过10%。

　　城镇化如果是实现了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毫无疑问将有利于扩大内需。但城镇化更大的意义在于供给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大都市圈”在规模经济上的明显优势。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得规模经济不断产生并推动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集聚效应进一步提高，于是创造出大量的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

　　要使城市化的这一效应得到发挥，需要政府在制度上减少创业障碍，在政策上扶持创业行为，形成有利于创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从而真正形成城市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市场化改革，是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的根本保障。

　　

　　促进产业优化

　　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中国不能放弃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不能简单将现有传统产业淘汰到国外，而应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和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其渐次向中西部转移，同时鼓励现有产业改造升级，并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充分发展。

　　要在成为创新大国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创新，和以股权投资母基金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方向，形成合力以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步伐，争取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要加快在资源能源、广电、文化、医疗、教育等垄断行业或过度垄断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引入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力量，加快形成健康产业、老年护理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新兴产业群，释放出巨大的产业能量和活力。要通过4G建设、高铁主干网建设、城镇化建设和航天军工民用化，带动移动互联网、绿色建筑、高端装备产业和新材料的发展。应推出有利并购重组的政策，以及通过资本场功能的发挥促使产业、行业间资源重新有效配置，改善经济整体质量。

　　同时必须看到，政府扶持产业的效果已经在递减。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和压力分别来自收入提高后的需求结构多样化和需求结构升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全球化环境下开放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等。因此，新时期推动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措施，应该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围绕需求结构变动展开创新和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主体。

　　政府的作用应该更为突出重点地转向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培育创业和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产品，为结构升级提供更加高效的融资服务；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政府投入，引导并激励企业加强研发投入和产品与品牌创新，赋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并引导教育更好地满足结构升级的需要；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对不同产业领域的行政管制和垄断，推动产业投资准入的进一步开放和全过程的公平竞争。

　　

　　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

　　应以结构性减税作为现阶段宏观调控和财税政策的重点和亮点之一。结构性减税是激发市场主体“两创”活力并以经济杠杆引导结构优化、方式转变的代表性机制之一。税外负担的减轻，需与减税相互结合与协调。税制的总体优化需在远景上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发展目标模式，近景上适应各具体发展阶段的要求与制约，纳入财政、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积极有序推进。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在进口、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动、养老产业化等环节和领域的减税与税收优惠举措，应成为现阶段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并与资源税、房地产税改革等一并纳入财税改革的通盘设计。

　　

　　大幅减少行政审批

　　减少行政审批应成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取向。应以实质性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的制度改进，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达到鼓励创业、创新，提高效率、推进“两化”的综合效应。

　　我国各级政府大大小小的行政审批不仅导致各类寻租腐败行为，而且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不可能再主要指望产业政策对几个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扶持来实现，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活动来实现，而这类创业和创新活动的主体，必然是遍布各地和各个产业的中小企业。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必须大大减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依法保护，花大力气改进企业的营商环境。

　　

　　着力扩大对亚非拉地区的开放程度

　　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2008年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危机状态，其进口需求增速显著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呈中长期化态势。而我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629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以上；中非贸易额从1992年的105亿美元攀升至2011年的1600亿美元，年均增长22%；中国与拉美贸易额自2001年以来年均增长30%，至2011年达到2415亿美元。

　　面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必须坚持和实施更加积极主动、更加能够体现比较优势的新型开放战略。以主动在海外设立投资基金方式投资欧美高技术密集地区的高技术企业，用股权整合国际高技术资源，以国际产业整合的方式支持国内产业升级，推动新兴产业的成长。

　　在努力巩固与欧美国家经贸关系的同时，将更多的关注点和可用资源投入到亚非拉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拓展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两大动力，围绕“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运用“基础设施换资源”原理，积极探索将中国的资金优势、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优势、经济开发区建设经验与亚非拉国家的资源优势、基础设施需求、农业发展需求、工业化进程需求进行有效对接的方式，并以其相关需求带动我国资金、人才、产品和技术“走出去”。

　　

　　适度扩大基于质量

　　和效益的投资规模

　　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批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更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是低质量的GDP。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实际上，没有投资就没有供给，也就没有消费；投资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经济硬实力的依托和就业的源泉。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超常规的“追赶”阶段，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尤为重要。

　　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际进程和成效看，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不仅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相反是中国得以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和结构，应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逐步合理演进，不宜人为强力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并进入后消费时代的美国的投资消费结构指标，以此作为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参照指标，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宏观政策导向，人为造成错失当前对中国较为有利的发展机遇。

　　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强度；从提升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以公私合作伙伴（PPP）和政策融资机制，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此外，对电力、公路、铁路、地铁、公交等具有正外部性且实行政府定价的公共性领域和医院、学校等准公共性或公益性领域，应树立“大效益”的理念，运用综合绩效评估方式，决不应简单以财务效益、是否亏损作为衡量其投资必要性、可行性的依据。

　　

　　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应共同进步

　　我们不主张“贴标签”式地讨论“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问题，且“进”、“退”也不是仅体现在“领域”的进出、“市场份额”的高低方面。我们主张，要按照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作为观察问题的着眼点，并按照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核心思想作为衡量标准，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既不是“越公、越国有越好”，也不是“越私、越民营越好”。此外，从历史上看，中国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没有什么像样的国有企业，全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也没有实现“强国富民”、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与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各有其特点和优势，在当前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进入资本社会化时代且面临全球化竞争格局的条件下，观察国有企业的存在必要性、作用方式和空间，探索其有效管控模式，必须引入新的理念、转取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思维。

　　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具有依托或隐含国家信用、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具有规模经济、资本实力强、管理相对规范、社会责任感较强等优势，是政府调控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调控、辐射力量和政策工具；特别是在某些从国家中长期战略看很需要但暂时面临市场缺损或发育不足的领域，其作用更显重要。但其也存在由政企关系界定不清或内部管理人员道德风险所诱发的盈利动机不强、不注重管控成本反而易持续抬高管理成本和福利、工资，运营效率偏低、服务质量较低等问题。

　　

　　民营企业具有市场嗅觉敏锐、机制灵活、客户观念强等优点，但其与生俱来的最大化逐利本性容易导致主要关注企业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浪费资源、短期行为、压低劳工安全条件和薪酬、破坏环境、社会责任感不强等问题。

　　我们主张，要通过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法律法规，发挥其各自长处，抑制其各自不足，构建国企国资、民企民资平等竞争，互为补充、双向良性互动的市场格局。国企国资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可逐步完全退出，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命脉的特定领域，其以股权衡量的控制力大致可初步掌握在30%~60%区间。

　　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融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分野而发展“混合经济”式现代企业的制度形式。从历史大趋势上观察，原来“国”与“民”在一般概念上的截然不同，将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依阶段、领域等的不同而生成的股份制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动等问题，即归为国有与非国有股权的一体化生存与“共赢”问题。

　　实现政府和市场 “双到位”

　　我们既不主张经济完全由政府主导，也不同意单一维度的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或“政府退出经济领域，完全由市场自身配置资源”的观点。经济完全由政府主导，即实行计划经济，企业全部国有，则形不成市场，价格、资源必然扭曲，供给必然不足，效率必然低下，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改革开放前已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经济完全由市场自发运行，企业全部是非国有企业，也会出现西方经济学亦承认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其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伤害也会十分巨大。2008年以来出现的由美国次贷、欧债引发的最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也充分证明，并非政府不参与经济运行，经济就可以很健康地发展。

　　我们主张，政府和市场应发挥其各自应有作用，并实现良性互动互补与合作。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务、监管市场运行的主体，也是部分特定领域的供给（生产）主体。

　　中国政府未来一方面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政策，并通过制定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区域和行业发展规划引导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运行。另一方面，还应颁布相关法律法规、设立监管机构来监督市场运行，并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通过构建一定数量的强大的国有控股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弥补“市场失灵”，贯彻现代化赶超战略。

　　我们的上述主张绝不意味着看轻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也并不意味着主张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是主张将政府三个职能分离由三个不同的主体来承担，以确保政府调控、引导经济发展职能与市场配置资源职能“双到位”，具体模式为：

　　一是由政府设立的“行政部门”承担制定发展规划、审核市场准入等行政职能；二是要由政府组建 “监管机构”来履行监管市场职能；三是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领域或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还应由政府出资在同一领域成立若干“企业实体”参与有外资、民资等主体加入的市场竞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下的发展取向与机制创新，应成为政府、市场主体与非政府“第三部门”（民间志愿者组织）等公益机构，更充分地合作而寻求“共赢”的主题。

　　经过30年的不断改革开放，我国的冶金、有色、航空、金融、电信等领域已基本上实现了政府行政、监督、股东三项职能的分离，初步形成了政府与市场互动格局，而电力、铁道、公路、卫生、教育等领域仍维持了或大体未打破原有格局，政府三项职能集中于一个机构，或仍实际维持了过度垄断与过度管制，需要通过大力深化改革，实现三者的履职主体有效分离。

　　构建和发展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总之，我们认为，应坚持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以改革统领全局，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多方面问题和矛盾，着重从供给方入手，构建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之一。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进”是明确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试以“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来粗线条地、突出重点地表达我们在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思路上所强调的基本政策主张。

　　十八大报告已经发出明确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赢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中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落实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尽快提出一个明确的改革总体方案，并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

　　这件事情意义极为重大，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022年后究竟走向什么样的成熟模式，关系中华民族能否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中国整个经济学界乃至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集中各方面的智慧，通过深入的讨论和思想碰撞，才能凝聚共识，抓住改革的机遇。

　　作为参与这个碰撞和讨论的形式之一，我们诚挚地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经济学工作者加入到构建和发展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和相关政策探讨行列，共同交出一份无愧于当代经济学工作者历史使命的答卷。

　　（本文摘编自报告《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