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亚投行如何制造

　　10月24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在北京正式签署，亚投行筹建工作迈出关键一步。当天，21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共聚北京，在备忘录上一一签字。图为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右)与各国代表举杯庆贺。

　　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总部设在北京。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亚投行将与世行、亚行等其他多边及双边开发机构密切合作，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

　　在亚投行短短一年的筹备工作中，既有来自亚洲各国的倾力拥护，也有来自国际上的质疑之声。取代世行、亚洲发展银行;结构不清晰;组织不规范;中国的“金钱政治”……

　　新生事物的诞生总是伴随着诋毁与质疑，亚投行也不例外。然而，在最短时间内将倡议变成现实、21个国家参与、1000亿美元——这些本身就传达出亚投行的建立意义。

　　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表示祝贺。他指出，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它也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将亚投行建设成为一个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和适应本地区各国发展需要的多边开发银行。”

　　筹备经过

　　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共有21个，这些经济体和“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吻合程度颇高。涵盖中亚、西亚、中东、东南亚、南亚、北非、东非，并辐射东亚以及西欧

　　回望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从倡议到备忘录签署，不到一年时间，可谓“顺风顺水”。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宣布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该倡议中，习近平表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2014年1月，中国“趁热打铁”，和十多个有兴趣的亚洲国家举行了筹建亚投行第一次多边工作磋商会议，就筹建亚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换了意见。中方还成立亚投行筹建工作组，加快推进筹建工作。

　　此后，中方与有关亚洲国家举行了4次筹建亚投行多边磋商会议和一次部长级工作晚餐会，就亚投行的宗旨、治理、总部选址、股权结构等问题做了充分的沟通。

　　在亚投行倡议的“光环”下，不少国家纷纷表示愿意加入。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中南海会见了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后者允诺称：“新加坡会成为亚投行的一分子。”

　　同月，泰国也获得该国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许可，成为亚投行成员国之一。

　　10月初，印度作为南亚大型经济体，加入亚投行组织。印度官员透露，印度将成为亚投行第二大股东，约占19%的投票权。

　　10月24日，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次签约，标志着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正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签署仪式上，习近平发表讲话，用了一句鼓舞人心的歇后语——人心齐，泰山移。

　　他指出，亚投行应该秉承开放包容的区域主义，实现合作共赢。亚投行还要坚持多边主义，同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相互补充，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亚洲和世界经济繁荣。

　　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指出，亚投行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有力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长期发展繁荣。“我们将秉持开放的多边主义，精诚合作，使亚投行早日成立并规范、良好运作，实现互利共赢，为新形势下国际多边合作发挥示范作用。”

　　据记者整理，此次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共有21个，除中国外还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阿曼、卡塔尔、科威特以及除印尼之外的所有东盟国家。这些经济体和“一带一体”经济带的吻合程度颇高。后者涵盖了中亚、西亚、中东、东南亚、南亚、北非、东非等超过40个国家，并辐射东亚以及西欧。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表示，亚投行和国内单方面推动的“一带一路”不能完全对等，但两者都将互联互通作为重要议题，而基础设施建设又是目前协调性最高的一项提议。“亚投行为融资提供了一种范本。”

　　亚洲血库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之一。这条经验对中国周边各国同样有借鉴意义。问题在于，修路的钱谁出?

　　建立亚投行的意义何在?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好比一个巨大的“血库”，为亚洲各国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坚强后盾”。而这一点，对于此次加入亚投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重要。

　　例如，尼泊尔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尼泊尔央行调研部副主任Bishnu Prasad GAUTAM透露说，尼泊尔很多基础设施都老旧了，制约经济发展。“如果我们想在2020年左右脱离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改造，但政府缺乏资金。尽管我们推出各种公私合作的模式，希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但收效甚微，毕竟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低。亚投行可以缓解我们的资金瓶颈”。

　　这段话可谓说出了不少亚投行“小伙伴”的心声。柬埔寨财政预算司副主任Thirong Pen透露，柬埔寨正在努力实现205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但基建耗费太大，光建设铁路就需要超过30亿美元。这么庞大的资金数目哪里去寻?亚投行的出现可谓解燃眉之急。

　　事实上，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在2012年出版的《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书中测算，亚洲地区从2010年至2020年间，需要超过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费用，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仅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基建就需要23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

　　另一方面，在亚投行的出资比例中，中方比例达到50%，显然成为“带头大哥”，引发一众猜测，认为中方“借金钱之名，行政治之实”，但多位专家日前已经表明立场，亚投行作为以商业为导向的组织，和政治无关。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中方出资比例达到50%，这是表明中国推动亚投行的决心。如果参与的国家较多，中方的出资比例可相应降低。不过，按照经济权重计算，中国仍将持有最大股份。

　　他还表示，亚投行“不搞政治化，不应变成国家之间博弈的机构”。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赛门·泰也指出，合理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有利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中国政府是倡导者，但并没必要完全主导。对亚投行而言，多元融资渠道，才是美好未来的开始。”

　　填补空白

　　亚投行真的会成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终结者”?其实不然。与世行、亚开行不同，亚投行不是扶贫，而是商业投资

　　亚投行的横空出世，在国际上引起的回声不小。不少西方媒体宣称，亚投行的成立旨在“取代”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是一场“擂台赛”。

　　10月24日，俄罗斯RT电视台以“中国兴建世行对头”为标题，报道亚投行的设立。报道指出，亚投行的建立分裂出两大阵营。“控制”亚洲发展银行的日本在美国的授意下，一直拒绝参与亚投行的组建，“这是意料中的事”。

　　同样冷眼旁观亚投行的还有澳大利亚、印尼和韩国。“他们都受到了美国舆论的影响，认为亚投行的建立会打破由西方主宰的多边金融机构体系。”俄分析人士称。

　　《澳大利亚财经报道》称，亚投行的建立让美国人感到“威胁”。美国国务卿John Kerry曾亲自联络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让他“离亚投行远一点”。

　　彭博社专栏作家威廉皮斯科则称，到目前为止，需要打造基础设施的亚洲国家会向由日本官员掌舵的亚洲开发银行求助，这与美国和欧洲分别掌控的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情况相似。而亚投行的建立，会大大削弱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亚投行能够吸引亚洲各国的目光，弱化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无论是印尼需要新的港口，还是菲律宾希望改造机场，中国都可以成为他们的金主。不难想象，这样的机构持续发展的话，将最终侵蚀世界银行的地位。中国甚至会超越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领域的需求，帮助其他国家解决平衡国际收支问题。”

　　这么说来，亚投行真的会成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终结者”?

　　楼继伟对此不同意。在他看来，亚投行和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有几大不同之处。首先，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工作，但亚投行不以减贫为主要目标，而是要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

　　其次，亚投行是区域开放的，首先是区域内的国家，其次才是区域外的国家。

　　楼继伟表示，他曾与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多次面谈。“他们都非常欢迎中方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认为我们是互补的，而且愿意和我们联合进行项目融资。”他解释道。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也认为，中方倡导建立亚投行，目的是为了适应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客观需要，是一种通过承担更多责任来促进亚洲地区团结合作的多赢之举。

　　“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机构，亚投行不会搞一家独大，而是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互相补充，加强合作，更好地满足地区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方面的需要，更好地促进地区国家共同发展和繁荣。”华春莹称。

　　运作模式

　　亚投行或将采用“银行+基金”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各成员国共同出钱组建亚投行，再在银行下面成立一些基金进行融资

　　热热闹闹的亚投行外表光鲜，由表及里，它的运营模式又有怎样的独特“基因”?

　　据记者了解，设立地区性投融资机构有3种备选模式。第一，依托现有的某个国家的金融机构独家设立;第二，各国共同出资新设投资基金;第三，各国共同出资设立地区性银行。亚投行的模式毫无疑问是第三种。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看来，这种模式有利有弊。一方面，该模式需要协调的诉求较多，组建难度较大，运营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其一旦建成即可迅速发挥重大作用，服务于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内部运营方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透露，前期，亚投行讨论组考虑了两种模式。一种是银行模式，即借助现有的金融机构，马上进行建设。但单独的金融机构资金量不足，难以满足多国借贷需求;第二种是基金模式，尽管可以融到更多资金，但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难以达到基金要求回报率高的要求。

　　最终，决策层将两种模式叠加，形成“银行+基金”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各成员国共同出钱组建亚投行，再在银行下面成立一些基金进行融资。这种模式虽然慢，但保证了资金规模，而且有多国政府参与，影响力大。

　　楼继伟也表示，亚投行的功能将会分阶段实现。前期，亚投行将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今后，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PPP模式，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和私营部门分担风险和回报，并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管理结构上，亚投行设立理事会、执董会和管理层三层架构。王军对媒体表示：“我建议由具有国际经验的财经界知名人士担任该机构最高负责人，其余核心中高层及基层也应有相当比例中方人员，同时，还要尽可能吸收国际人才参加，以体现该机构的国际化特色。”

　　之前，曾有美国媒体质疑亚投行的透明度和建立规范。对此，中国专家认为，只要拥有稳固、健康的运作模式，上述担心并不成立。

　　楼继伟表示，亚投行将充分尊重和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关标准和好的做法，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他也承认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也在对其保障政策中过于繁琐、不切实际和与业务关联度不高的一些做法进行改进，亚投行会避免重复这些问题，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

　　基建救星?

　　亚投行并不是没有竞争者，其实，世行和亚洲发展银行也有大量基础建设领域的投资。世行更是“先行一步”宣布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平台

　　如其名，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的主要功能是资助基础建设。但在这一领域，也有专家指出，基建靠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资金库。亚投行要建立基建“血库”的威信，路漫漫仍需努力。

　　据专家分析，亚投行投资基建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来自于同行业的竞争者。虽然有专家指出，世行和亚洲发展银行专注“减贫”;而亚投行关注基建。但据《国际金融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世行和亚洲发展银行也有大量基础建设领域的投资。今年10月9日，世界银行更是“先行一步”宣布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基建项目吸引投资，弥补其巨大基建资金缺口。

　　世行网站显示，当天已有26家银行和机构与该基建合作平台签署了伙伴协议。亚投行尚未开张，世行“先声夺人”，可见基建这块蛋糕的分享，未必不会成为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亚洲发展银行在基建的投入上也不吝啬。此前，亚洲发展银行曾与东盟启动Asean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据资料显示，该基金用于资助东盟国家建设公路、铁路、能源和水利等关键基础设施，启动资金为4.85亿美元(其中亚行出资1.5亿美元)，预计于2020年增长至40亿美元。

　　而比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资金链充足的基础上做到“把钱花在刀刃上”，让基建项目真正可行并实行，避免投资风险。

　　金融专家杜戴维认为，拥有庞大资金固然是好事，但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所面对的真正挑战并非资金紧绌，而是另外两大关键问题：第一，基建项目必须妥善规划及“包装”，因此各国政府需要具备规划大型长期基建项目的能力。

　　第二，长期基建项目特有的风险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如果一个基建项目需时30年，却没有采取适当措施缓解长期风险，企业就不会贸然投资。”杜戴维说。

　　对此，王军表示，亚投行所投项目一般均要求对所在国家的政府财政或相应战略性资源或资产予以担保，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投资风险，从而取得较高且稳定的回报。只要坚持商业化运作和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亚投行的投资风险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研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表示，虽然基础建设有重重困难，但是投资基建仍然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经济增长的未来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基建设施。之前有研究显示，基建投资如果增长10%，GDP就能拉动一个百分点。对于亚洲来说，基建投资之前欠账很多，亚洲很多国家的基础建设市场也有巨大的潜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基础建设又是亚洲各国经贸往来合作、互利互通的‘前奏’，因此不管有多少困难，设立亚投行专注基建，都是值得叫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