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宽松只添云彩未降雨 小微苦等信用救兵

　　在监管部门大力倡导普惠金融，以及推动定向降准、存贷比口径调整、央行连续多周放水等系列政策之下，金融支持小微、“三农”等实体经济的效果依然堪忧。统计显示，6月各大银行存贷比为65.9%，距离75%存贷比仍有10个百分点的可贷资金;截至6月底，“三农”、小微企业金融债发行规模为3400余亿元。信贷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两端依然存在着抑制资金对接的因素。

　　根据我们的调查并综合各方面的反馈，我们注意到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小微企业固有风险水平相对偏高的缺陷。相比大型企业，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较大，在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情况下，若无政府和第三方机构介入建设信用平台，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管控投入的成本巨大，委实难以加大放贷力度，致使其倾向把资金投入有政府隐性担保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及与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有企业。

　　二是小微企业在商业周期面前首当其冲。三期叠加期间(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经济放缓和结构调整，许多小微企业存在着订单量下降、存货高企等问题，缺乏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的意愿以及相应的贷款需求，商业银行当然会支持那些好的、有活力的小微企业，但是也不可能罔顾风险，什么信贷需求都满足。

　　三是金融政策体系不配套。虽然存贷比口径有所调整，但商业银行依然面临着贷款规模的限制。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就曾表示，尽管基层地区“三农”贷款需求非常高，其存贷比一直都不高，但因为央行控制着信贷额度，致使没有办法放出贷款。

　　上述种种显示，在中国金融管制难以放松的当下，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在面对危机时风险化解能力极其不足，商业银行如同八爪鱼一般倾向于抽贷并要求企业贷款植入更多的担保条件，于是我们见证了江浙地区的互联互保危机，以及众多中小微企业被驱赶到地下金融遭遇高利贷的盘剥吸血。

　　我们认为，尽管针对小微和“三农”的定向降准以及调整存贷比口径增加了高达万亿元的信贷供给能力，但是打开水龙头后，水如何流到需要的田里，则与渠道和走向有关。从金融资源配置角度看，过去企业、政府争抢资源的能力，相当程度上是争夺金融资源的能力，整个政经人脉的设计也是围绕此进行。现在打开水龙头，但渠道没变，资金最后当然流到“渠道能力”强的领域和企业中。如果要改变，则渠道也必须改。

　　然而，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债务经济模式在三期叠加期间打破了银企信用关系并形成恶性循环。不光企业有苦衷，商业银行也大倒苦水—“明明企业贷款客户的风险在上升，却让银行降低利率，这不现实。”有商业银行负责人更是指出，他所在的银行连续几年实行“业务下沉”，把中小企业贷款作为重点业务发展，把民营经济活跃的温州、宁波作为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但去年以来这些重点业务、重点地区成了该行不良资产的“重灾区”。即便“定向降准”使他所在银行的资金有所宽裕，也不愿再往这些领域投放。

　　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在如此状态下，金融准入政策已经变得更加不敢放松，金融市场自我修复的功能已经失灵，必须由政府干预帮助市场恢复信心，改善银企关系，重建金融生态，然后再通过改革金融体系，夯实普惠金融，继而稳固底层金融，让小微、“三农”得到更多对口金融机构的服务。

　　当下，政府需要在四大领域进行干预：一是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方，介入并改善银企关系，并为有资格的独立第三方提供支撑，包括开放企业在工商、税务、环保、法院等20多个部门的信用信息。二是政府出面协助小企业建设统一的信用平台，以政府信用做支持，来从金融机构获得信贷。三是小企业自发组建信用平台或增信机构，共同出资合作设立保障基金和再担保基金，政府在予以财政补贴的同时协调商业银行坏账准备共同参与，让基金给小企业提供担保，而不是企业相互担保。四是政府利用财政补贴为引导基金吸收社会资本对特定行业建立扶持基金，为小微和“三农”的发展提高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