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合作的力量版图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正处于结构性巨变的前夕，这不仅因为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会议，或将在历史上首次确定，将全球100多个国家减排目标的承诺，都变成强制性义务，其中将首次包括中国。更因为民间力量正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从而减少政府的阻力，使“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更团结的合力

　　这个6月，民众在热浪炙烤中抱怨时，心里稍微有些许清凉。因为至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越来越从“口水战”落实到实际行动，以保证人们所遭受的“热死人”的气温，不要再上升得更快。

　　6月，中国已经向联合国交存了“《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接受第二期《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要求。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也发表中英气候联合声明，将在2015年联合国在巴黎的气候大会上积极合作，因为那时将确定各国在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

　　作为巴黎会议的前奏，6月4日至15日，联合国2014年第二轮气候变化谈判在德国波恩举行，各方进一步围绕拟于2015年达成的气候变化新协议，以及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成果展开讨论。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强调，到2030年，美国全国发电厂将较2005年减少30%的碳排放量，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为“负责任”的减排努力。

　　正在各国领导人讨论时，北半球有些地区已经高温近48℃。6月8日，印度新德里出现47.8℃高温，创62年纪录，“一出门，扑面热浪仿佛能将人‘融化’，坚持四五分钟已到极限。自来水温度也近40℃。” 有媒体在印度报道。而去年仅在4月到5月，印度就有524人死于中暑。在中国，2013年死于中暑的人数，据媒体统计，上海至少十几人，浙江至少15人。

　　“官员政绩、企业利润、民众的公共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而这三者已经超过一个国家内部，而成为全球的共同问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关系。当然，虽然全球力量的结构性巨变即将到来，但所有改变都是力量博弈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正如气候变化本身，需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让普通民众切身体会到。

　　民众力量是基础

　　谁都不愿意，让人类的生死存亡问题，变成某些政客的权力游戏。而尽管谁都明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但蚂蚁确实容易被忽略。幸而，民众的力量正在觉醒的前夕。而当政府推动节能减排面临巨大挑战时，民众永远是力量的基础

　　“你现在每节约一盏灯，少用一个一次性饭盒，少因为贪心而买一件其实不必需的衣服，就是在为夏天凉爽一点、洪水少一点，出一份力。”来自环保组织“道融”的邵再燕，在全职做环保工作之前是顶尖猎头公司的招聘顾问，之所以下定决心全职去非营利性机构，是因为她看到了，公众问题必须由每个个体负责。

　　“我们总是抱怨企业破坏环境，但其实企业为什么要破坏，还不是因为我们要消费?”邵再燕告诉记者，她现在尽量保持最朴素的生活，因为如果每个普通百姓能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就能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贡献巨大力量。

　　意识到自己需要对全球问题负责的人，邵再燕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杨富强致力于中国的可持续能源战略、政策研究，已经长达30多年，他曾在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从事能源政策研究工作，目前在非营利性机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担任能源与气候变化顾问。

　　接受采访时，他刚刚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之前刚在前文提到的德国波恩气候会议上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但他向记者强调的是民众的巨大力量，因为民众是推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深厚土壤”，只有土壤深厚，政府、企业这些“植物”才能茂盛， “自下而上的推动，将更具力量。就像PM2.5，当广大民众都高度重视的时候，政府、企业层面就容易取得突破。”

　　而民众的贡献，以往常被认为是尚未被唤醒的。但独立的社区民众环保组织“慈济环保”展示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力量的不可思议——仅一个小型环保机构帮助的减排量，就超过全国交通运输到2020年因技术创新而减排的总量。

　　尽管对于大多数人，气候变化仿佛都离自己很遥远，而且是国际会议中官员的任务，而民众却无能为力。然而，躬亲于环保实践几十年后，环保组织“慈济环保”对民众的力量大为惊叹，“自1990年-2010年(20年)因慈济环保回收，可以少砍2000万棵树”。“慈济环保”平均每10年由于回收旧物，相当于少砍1000万棵树，而如果按平均一棵树每天吸收15公斤二氧化碳计算，“慈济环保”帮助每10年减少5.47亿吨二氧化碳。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交通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常被人们认为是气候变化的重要来源，因此电动车等交通运输领域的科技创新，也被认为是减排的重大举措。然而，根据常年研究气候变化的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马晓明的预测，“到2020年因技术节能，交通部门带来的减排量为4.2亿吨”。这意味着，仅“慈济环保”发动小区居民回收废旧物所减排的量，就超过国家科技创新后到2020年交通运输部门的减排量。尽管这样的估算必然存在误差，但这只是“聚沙成塔”的小例子，因为民众的环保力量，远远超过“慈济环保”一家机构通过废旧物回收的贡献。

　　但民众环保的贡献很少有统计，连向记者提供数据的义工，也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的社区环保，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贡献究竟有多大，“我们更关注做实事，一点一滴地救地球。”慈济环保义工向记者一边介绍，一边向几位阿姨普及在家环保的小窍门，“虽一己之力微薄，如果能众志成城，如蚂蚁雄兵共聚力量，山也有转动之时。”

　　除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饮食习惯也可以为拯救地球做出贡献。世界银行前首席环境顾问罗伯特·古德兰说,人们忽略了另一个更大的威胁,即他和他的同事杰夫·安航提出的,“畜牧业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联合国副秘书长Achim Steiner称赞他说，“我们时代很少有人拥有像他一样潜心研究气候变化的勇气和毅力。”2000年古德兰获得Millennial Conservation Prize,2008年他因对环保的突出贡献而获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授予的一级柯立芝勋章。

　　畜牧业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多大比例?51%。2009年,罗伯特和杰夫·安航在《世界观察》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全球畜牧业及其副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占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1%,远远超过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算的18%。

　　除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学者的研究，民间力量也正在实践。“拯救地球网”的创始人叶梗梗，正试图以科学研究的方法，理解人类饮食对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研究过后他选择了吃全素，“当我知道吃素能为拯救地球做出这么大贡献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吃素，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或规则，但我至少想保证自己尽量减少污染这个世界。”

　　极度炎热、极度寒冷、极度干燥或极度洪涝，这些反常现象正越来越常见。“城市人可能只感觉冷热的变化，而在农村，该下雨时干旱，该寒冷时高温，对农作物造成严重破坏，已经非常明显。”在都市长大的叶梗梗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定居农村，这样能更仔细地观察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

　　从生活点滴做起，就能有巨大贡献。“很多衣服，是从石油提炼出来的，而石油就像地球的骨髓，我们不停吸取地球的骨髓，每人浪费一点，集合起来就造成巨大破坏。譬如太过度地吃肉，就需要养很多的动物，占据大量本已不足的世界粮食，而且排放大量甲烷，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十几倍。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度贪婪，适可而止的朴素生活，就是在拯救地球。”上述慈济义工告诉记者。

　　不过，宣传教育，需要与经济杠杆相结合，才能取得更明显的效果。马晓明说，“民众意识的提高，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必须启动经济杠杆，比如能源价格提高，物价上涨后，民众自然就不愿轻易浪费了。”

　　中立机构是桥梁

　　怎样将公共利益需求，内化为企业自身的动力?“胡萝卜+大棒”。但这两种方法必须协调好。更具体点，包括合规、激励两个方面

　　“我刚会见完澳大利亚的总理，我请他更积极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但他很为难，因为澳大利亚的民众，已经很难改变几十年上百年的生活方式。”“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能源与气候变化顾问杨富强向记者感叹道，发达国家已经有点积重难返，“发达国家都是几十年后才认识到问题”。

　　“官员政绩、企业利润、民众的公共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而这三者已经超过一个国家内部，而成为全球的共同问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关系。而在全球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中，中立机构的中立性成为巨大优势，为各方利益群体提供沟通平台。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每个人的事，而常见的规律是，越是公共责任，越没人愿意承担责任。“应对气候变化是公共利益问题，各方都想少承担责任，多拿好处，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所以关键是形成机制，让促进节能减排的参与方得到鼓励。”气候组织的亚太区总裁吴昌华告诉记者，提高政府、企业减排的主动性，而不是被逼着完成指标，需要调动经济金融力量，建设融资、创新的机制。

　　那么，怎样将公共利益需求内化为企业自身的动力?杨富强说，“胡萝卜+大棒”，两种方法必须协调好。吴昌华更具体介绍说：“包括合规、激励两个方面。首先，政府制定政策，要求企业必须达到环境指标，否则有各种处罚，以此提高企业合规的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政府要鼓励创新，当企业减排努力取得突破时，将得到各种奖励，以此激励企业承担更多公共责任。”

　　但“大棒”会否太凶猛，让企业压力太大，或者“只有压力，没有鼓励”?对于企业减排，拥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专家，或许可以分享许多经验。杨富强以自己的实际经历向记者解释，“国内一家煤电厂，它的设备已经做到全球最优的资源利用率，但国家仍然对它有减排要求，35万千瓦的机组，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怎么办呢?”

　　这是国内企业节能减排极具典型的案例。“因为煤电已经是全球最优的煤资源利用率，不可能再优化，放弃将造成巨大损失。而我们发现目前煤电厂是盈利状态，它无法获得国家补助，建议它可以发展0.5万千瓦的可再生能源，因为不需要补助，国家不会要求它继续减排，而由于发展了可再生能源，相当于每吨煤的碳排放量又减少了，这样煤电厂在不用改装自己煤电机组的前提下，又完成了减排的目标。”

　　节能，本身就是企业降低成本的内在需求。

　　而除了企业，地方政府也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中立机构同样能帮助发动公众，帮助政府实现减排目标。深圳市政府已经邀请慈济环保将国际实践经验引入深圳社区，组织民众节能环保，昆山的孩子开始逐渐养成习惯，假期就参与慈济组织的环保教育培训。

　　对于有智慧的人，压力就是动力，挑战就是机遇，同样，应对气候变化，面对巨大的减排压力，政府、企业甚至可以将减排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其中一个实践的案例，就是节能减排也可以同时解决政府的另一个心病——养老问题。“我们不提倡建敬老院，而是改为环保站，因为老人在敬老院容易感到孤独和无用，而环保站让他们既安享晚年，又继续力所能及地为环保做贡献，他们感觉自己很有价值。”慈济环保的义工告诉记者，老人在慈济环保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帮助政府和社区把压力转化为资源。

　　除了国内政府、企业、公共利益的协调，对于许多国际合作，由政府出面容易产生偏见时，由中立的民间机构促进民间合作，或许将起到重要的润滑、桥梁作用。吴昌华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跨国经营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比如气候组织通过企业的跨国合作，不仅让政府、企业拥有中立的跨国沟通机制，而且企业跨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也是企业资源整合，发现机遇的过程，于是，通过这样的领导力整合，应对气候变化，就可以内化为政府、企业的内在动力。”

　　国际的中立机构，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资源整合平台。“中立机构可以把全球的资源都作为整合方案，建议培养地方政府官员敏锐的判断力，他们知道如何整合这些国际、国内资源，达到最优效果。”吴昌华说。

　　政府是平衡器

　　最终，在“政府、企业、公众”的平衡中，公众、企业、中立机构的努力都必须落实到政府的平衡器上，于是这个平衡器的肚量格局，就显得尤其关键

　　“目前履行强制性国际义务的，只有欧盟和北欧几个国家。2015年巴黎会议后，中国可能会从不需要履行强制性义务，变成需要履行强制性的减排义务。而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应该是不会作出承诺。”30多年来参加多次国际谈判现场的杨富强，向记者预测。

　　因此，国家发改委近来已多次呼吁，西方国家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但由于西方制度的特点，单纯从政府谈判很难解决根本问题，调用企业、民众、中立机构的力量，将成为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要的方法。正如杨富强介绍，发达国家的民众已经习惯了高消费，减少碳排放对他们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这也就不难理解，奥巴马的减排努力，为什么在美国国内遭到强烈反对。

　　因此，发挥中立机构、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将变得尤其重要。“如果美国人民愿意开始学习不要太浪费，那美国减排也就不会这么困难。”慈济义工告诉记者。而吴昌华则从中立机构的发展角度表示，“在中国，中立机构这个行业刚刚发展，需要更多优秀的专家，为企业、政府做中立的智囊团。”

　　由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力量中的消极表现，许多国家更寄希望于中国，在2015年巴黎会议中表现更多的大国风范，领导更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过马晓明提醒记者，“承担国际义务需要考虑中国企业的能力，政府需要为企业提供公平的发展环境。”

　　“中国计划在2020年的碳强度，即每个单位的GDP所排放的碳，比2005年降低40%-45%。”杨富强说，这是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绿色经济的表现。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介绍，2013年中国碳强度(单位GDP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比2005年下降28.5%，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约9.8%。而且，中国现在的水电装机容量、风电装机容量、太阳能热水器面积、光伏发电、农村沼气用户量、人工造林面积，均位居世界第一。

　　美国并未公布强制性的目标，但奥巴马政府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比2005年减少17%。这对于美国也是需要很大努力才能达成的目标，6月奥巴马想绕开国会，强推发电厂减排，就遭到国内的激烈反对。“美国90%的煤用来发电，现在把发电的环境标准提高，就逼迫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干脆不用煤，改用天然气或其他更环保的能源，才能达到政策目标。”杨富强介绍。

　　“对于西方国家政府，气候问题只是个导火索，更根本的问题是能源的可持续性，而对于中国，气候变化除了能源可持续性问题，更意味着污染。”北京大学的马晓明告诉记者。作为普通民众，我们不愿意让拯救自己和子孙的命运，仅仅成为政客之间斗争的筹码。而为了保证几十年后，我们不沦为环境难民，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是我们可以随手做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