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鄂尔多斯地方债不是规模而是内在机制问题

    内蒙古鄂尔多斯如今已深陷债务泥潭，但是否构成了地方债务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28日表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在当日召开的“中西对比视野下的主权债务危机”座谈会上，高培勇说，鄂尔多斯的地方债问题需要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是否出手相救，需要看中央政府是不是要采取救援措施，也得看鄂尔多斯市自身的债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高培勇透露，应鄂尔多斯市政府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组织专家开展调研。
    外界曾估计鄂尔多斯市地方债总额高达2400亿～3000亿元，而2012年，鄂尔多斯市财政收入只有375亿元。
    鄂尔多斯的地方债问题在中国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牵头完成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报告显示，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3%。其中地方政府债务19.94万亿元。
    高培勇认为，此前学术界在看待地方债问题时是存在问题的。“规模只是表面现象。中国地方债问题，远远不是规模问题，而是其内在的机制问题。”
    高培勇说：“中国地方债的风险在哪？我的表述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借债人在借债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还债；第二句话是到该还债的时候没有能力还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为什么不想还债的人能够借到债呢？高培勇分析，因为其后面站着财大气粗的“父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果这个关系链条不说清楚，就没有办法对中国地方债下一个非常准确的、究竟有没有风险的定义。”
    联系鄂尔多斯的地方债问题，高培勇说，讨论一个特殊地方债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地方财政体系搞明白。
    但他同时指出：“当大家都在说每个儿女背后都站着一个强大的父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儿女太多呀！中央政府有多少像鄂尔多斯这样的地市级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安体富认为，地方债问题突出，根本原因在于财政体制问题。“突出表现在财权、事权的不匹配。”安体富说，一方面是收入层层上收，另一方面是事权层层下放。造成地方政府行为严重扭曲，干那么多事，又没钱，办法只有三个：卖地、借债、乱收费。
    “所以，中央政府到底干什么、省一级政府干什么、地方政府干什么，必须要明确。”安体富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成说，在鄂尔多斯的地方债问题上，中央政府究竟要负多大责任？地方投资者和地方政府究竟要负多大责任？事先没说好，最后就会导致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事先有体制来保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债务风险。”
    我国地方债问题日益严峻，是不是就禁止地方政府借债呢？高培勇认为，地方债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一方面要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同时又不能让地方政府乱发债，前提就是健全地方财政体系。
    “目前条件下怎样健全地方财政体系，意见并不统一。所以有一个妥协性的办法，就是让地方政府发债，但又要由中央政府去监控。一个办法是地方政府发债，由中央政府代发；另一个办法是地方政府发债经中央政府审核之后由地方政府去管，这两种办法结合着使用。”
    高培勇认为，“不能因为中央政府财力多了就上收事权，这个逻辑关系应该是倒过来的”，什么样的事权是中央的，什么样事权是地方的，三中全会的文件写得很清楚，就是凡是涉及到全国性的公共事务由中央管，凡是涉及到区域性的公共事务由地方管，凡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区分不了的公共事务应该由中央和地方共管。
    高培勇说，在一个变化的年代，把某一方的事权界定为中央管，或者界定为地方管，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