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优序选择

　　问题倒逼改革，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列举了一系列问题，继续拉下去这个菜单还会更长，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等方方面面。改革目标，《决定》说清楚了。但是30多年积累了这么多问题，接下来怎么改，先改什么，后改什么？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决策层眼下面临的艰难选择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先易后难”，容易的先改，难的后改，以难易程度安排改革顺序，但实际上，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似乎没有什么容易的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有共识的先改，没有共识的后改”，但是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也不容易，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问题；再比如简政放权问题，似乎有共识，但究竟简到什么程度、放到什么程度？恐怕也很难有共识。

　　不管多少问题，千头万绪，归结起来是资源配置问题。改革的起点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眼下和未来改革的“抓手”还是资源配置方式问题。

　　一般地说，资源配置分为市场配置资源和非市场配置资源两部分，但只是这样区分还不够。从更深的层次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支配资源配置的初始力量有三种：一是情感，二是暴力，三是产权。三种力量支配的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游戏规则。

　　基于情感纽带的资源配置

　　家庭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组织形态，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组织分工带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以情感为纽带，基于道德习俗，按需分配，无偿提供服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初始、一直持续下来的资源配置方式。在GDP这块蛋糕中，家庭切走的这一块是“家庭经济”。

　　“慈善经济”是基于情感纽带的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慈善捐赠自古就有，所有地方都存在。1995年至2000年，英国、美国等34国社会捐赠量占GDP均值为0．38％，近四五年，美国社会捐赠量占GDP的2％左右。中国慈善捐赠占GDP比例2009年为0．01％，2011年是0．18％（款81％，物19％），再加上准捐赠（志愿者服务折价和彩票公益金）是0．33％。GDP美国是中国的两倍多，捐赠是22倍。

　　礼尚往来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很早就有。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尤其流行。动机很复杂，亲情、友情、报答、投资、接济等都有，也成为行贿、受贿的渠道和借口，可以叫“社交经济”。这个数字有多少呢？很难统计。

　　基于强制力量的资源配置

　　合法的暴力，即公共权力、国家机器。陌生人之间、共同体之间没有自发性的合作，需要以暴力为背景的强制力。古代埃及、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因治水诞生了古代国家。以暴力为背景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形成后，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即财政活动。这一块是“政治经济”，与公共权力、国家机器并存。

　　非法的暴力，以黑社会（黑道）为典型，也有坑蒙拐骗偷等散兵游勇的活动。所谓的“黑色经济”大抵指的就是这一块，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国家完全消灭它。

　　基于财产权利的资源配置

　　产品交换是非常古老的范畴，马克思说最早的交换发生在 “原始公社的尽头”。价格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背后的力量是“产权”，一个是私人产权，一个是公有产权。谁拥有财产的所有权谁就拥有资源配置的支配力量。

　　公有产权配置资源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达到极致。不同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公有或公营企业。公有产权配置资源一定不是单纯的产权作用，背后一定是公共权力的力量，或参与其中，或直接控制。所以，公有企业是政府机构的延伸或附属机构。我们现在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垄断土地、资本、高端人力等基本生产要素。现在改革要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间边界不清，规则混乱。

　　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厘清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边界，硬化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游戏规则。

　　所谓“全面”，不是一个、两个、n个问题的简单罗列，“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从整个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结构和逻辑关系考虑改革的 “顶层设计”；所谓“深化”，是说改革要解决的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系统表层的现象问题，而是资源配置背后的支配力量，深化改革要瞄准公共权力的游戏规则、财产权利的游戏规则、社会价值观的培育等问题。经济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背后是社会，社会的背后是文化。

　　《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按照这个要求，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应该放在优先地位的到底是改市场还是改政府？是改经济体制还是改行政体制？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控制力一定需要公有产权（国有企业）吗？以公共权力控制税收就没有控制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