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突围探路外资主导型经济转型困局

　　王珺

　　本报记者 刘玉海 广州报道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最早,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缩影的东莞，无疑具有符号意义；而今天，东莞经济发展乃至转型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无疑也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那么，东莞的问题，究竟有哪些是东莞自身发展路径和要素积累的独特性所造就的？又有哪些是因外资主导型经济模式本身内在孕育的？进而言之，如何看待外资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和潜在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为此采访了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珺。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开始跟踪关注东莞的发展，对珠江东西两岸不同的发展模式、外资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了然于胸。

　　东莞转型升级比一般情况复杂

　　《21世纪》：大约十年前，东莞就开始提转型升级，十年后官方基于2013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而认为2013年是东莞转型升级的拐点，而外界似乎倾向于认为东莞已经陷入“转型陷阱”，你怎么看？

　　王珺：首先，转型升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包括欧洲、北美在内的国际上的一些城市，其经济发展最高峰实际上也就二三十年。因为城市靠产业支撑，而产业周期和城市发展周期是不一样的，一旦出现了需求结构变化，一个城市的主要产业就会衰落，而新的产业替代是一个缓慢和长期的过程。一般来说，一个城市的兴衰是与一轮的产业周期相联系的。特别是对于一个以单一产业支撑的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原因是，城市寻找新产业的探索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不知道哪一个产业未来会成功；并且，适应了原有产业发展的经济条件与要素基础要支撑新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系统的改造。当然，要想避免这种经济波动，城市需要产业的多样化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城市过去处于某一类产业发展的前沿，在探索替代产业的过程中往往缺少参照系，即使找到了可替代的新产业，由于受到原有经济基础的局限，也不容易在短期内达到原来的巅峰状态。这也就是一个国家伴随着新产业的发展，经济重心总会发生相应变化的原因所在。即使经济重心没有改变，增长率也会有所放缓。以纽约为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也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九十年代以后转移到别的地方，以贸易、时尚、广告这些接续产业来继续推进城市发展，但增长率总不是很高，也就百分之四五。

　　在此基础上再来看东莞。伴随着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地区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这个地区也存在着一个经济重心的变化。20世纪八十年代，发展最快的是在珠江西岸，20世纪九十年代才转到了珠江东岸。这是由于区位与开放力度加大所决定的。对于东莞的发展来说，除了更大程度地开放、基础设施建设与区位因素外，不能不提到深圳的因素。本来深圳是离香港最近的地区，八十年代后期，深圳明确提出了“打基础、上台阶”的发展思路、尽量少地引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于是，香港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大量地绕过深圳，转移到离香港最近的地方——东莞。九十年代以后，东莞逐渐形成了加工贸易订单式的发展模式。

　　一个地区的发展是和整个经济环境、资源禀赋、区位等因素相关的。东莞模式的背景是：一、国内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二、国际市场有需求，三、通过适当的区位和开放的制度把需求与资源结合起来，东莞就是这几个因素有机结合的区域。

　　在第一个十年的发展中，港澳因素是重要的。这波红利在九十年代末接近尾声。在这种情况下，东莞的持续发展，要么扩大现有市场，要么改变现有产业。对于企业来说，扩大市场范围要比改变产业结构容易得多，况且，当时东莞的轻纺、皮革、陶瓷、制鞋、电子产品等这些加工贸易产品还处于产业收益的低端阶段，还没有提升到高附加值的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就将这些产业转移到其它地区，很不划算。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大大拓展了加工贸易的国际市场空间。东莞也获得了更多的外向发展机会。在这种发展中，进一步强化了东莞在国际分工中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许多加工生产的国际订单减少了。与此同时，国内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日渐减少，“用工荒”出现的频率与规模也日益增加。供求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东莞模式产生了很大冲击。实际上，在2006年左右，东莞就提出了发展转型、优化升级的战略，到了2008年以后，随着供求环境的变化，这种转型升级变得更加迫切。

　　向哪里转型呢？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方向，二是能力。从方向上看，东莞与其他地方一样，都希望向高新技术方向转型。不过，现有的能力是否具备马上转型的基础，如果自己目前暂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与积累，那么，国外的高新技术是否能像90年代的加工贸易订单一样源源不断地进来？

　　从产业发展历程来看，东莞是靠轻纺工业起家的，接下来是沿着产业链的上下游扩展，往上游发展就是中间产品以及生产轻纺制品的机器设备制造等重化工业部门。东莞的一些镇，诸如生产毛纺为主的大朗镇就比较成功地推进了这种转型。下游发展就是与消费者需求相关的个性化生产以及与此相联的物流配送、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发展。对于东莞来说，虽然个别镇区实现这种转型，但是，由于大部分加工贸易属于“两头在外”的特点，大量的投资决策主体主要在境外，这也决定了其转型升级和其它地方的差异。那么，对于境外的投资主体来说，当东莞的生产成本提高后，是继续在东莞进行产业升级，还是把这种加工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如果产业升级比产业转移更复杂、难度更大，那么，老板会把生产基地转向更低成本的地区。当然，哪些生产转移出去，哪些生产不转移，这取决于市场结构与运输条件的改善。如果是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在运输条件不断改善下，一部分转移到了内地，而面向出口的生产不可能离国际市场太远，其中一部分就转移到了国外。

　　随着这种产业的转移，东莞是否积累了足够支撑产业升级的高端生产要素呢？事实上，由于东莞的一部分本地人提供了土地资源，诸如把本地土地变成厂房进行出租，这是一种租赁经济。作为本地人来说，与租赁经济积累的财富相比，技术能力的积累相对不足。这对转型升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东莞现在还面临一个问题：加工贸易订单减少后，大量已经习惯东莞城市生活的工人，已经成为东莞的一部分，现在一部分产业转移出去了，但是，习惯于东莞城市生活的相关一部分外来工却未必会离开——这就需要解决这部分沉淀下来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否则社会就不稳定。东莞在这方面也费了很多脑筋，诸如专业会展、贸易扩展，物流配送、道路运输、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

　　因此，东莞发展转型升级会比其它地区更复杂一些。那种以为只要通过政策调整，就会马上见到产业升级效果的想法，现在看来未免过于简单与天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才算转型成功？东莞转型，逻辑上的路径：一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重化工业等更复杂的高端生产制造，二是转向贸易、服务。目前东莞转型的战略方向是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举。假设东莞像纽约那样，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向服务贸易与高端生产制造，其中，高端制造业还有一个成长过程，那么，伴随着这个转型，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有所回落。这种情况，算不算转型成功？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达到过去辉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才算转型升级成功。只要能充分就业，在就业中实现收入的不断增长，同时，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在连续的治理中不断改善，这就是向好的转型。

　　东莞转型无法复制深圳路径

　　《21世纪》：与东莞相比，深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主动向高科技转型，目前被视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典范，如何看待东莞和深圳发展路径的这种不同？

　　王珺：深圳在八十年代后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就主动调整了战略，提高引进产业的门槛，也忍受了几年的低增长痛苦。到九十年代后期，深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作为一个偏僻小镇，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跻身“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主要在于抓住了三次重要的发展机会。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设立，当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开放时，深圳作为特区率先开放，国内外的贸易差价构成了第一波的积累来源。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深圳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窗口，各省市和各部委在现场观察市场经济怎么运作与发展，于是，纷纷到深圳设立办事处和企业，这就带动了第二波的国内投资与人员进入深圳。第三次机会是香港与澳门回归前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样板，又带来了新一轮国家层面的科技项目与基础设施建设。伴随着这种投资，内地许多高素质的高端技术人才也流入了深圳。这些高素质的群体不仅能不断地自我创造需求。而且，他们与原有的省市、部委之间保持着紧密的人际往来与经济联系，从而获得与内地省市与部门之间经济合作的机会与项目就多一些，有了这些机会与项目，就有了许多人在深圳发展与做事的平台。

　　反观东莞模式：港台中小老板投资，大量内地普通劳动力来打工，人员素质，教育背景、关系网络、社会基础都不完全一样。此外，一个地区形成的一种模式往往与当时的时间与空间有关。一种模式的时间与空间是其他地区不可复制的，所以，即使一个地区想模仿另外一个地区，也因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学不来。

　　对于东莞来说，不一定把自己定位在每一种产业的科技创新龙头，在珠江东岸，要充分地发挥与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差异化发展的优势，在专业化基础上，扩大规模经济，也可以在不断提高附加值中实现收入增长。事实上，观察一些企业的选择可以发现这种逻辑的现实性。比如说，作为东莞知名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步步高的转型升级是一方面把80%以上的生产制造环节外包给附近的大约1000多家中小供应商，减少自己的直接生产活动，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开发与设计投入比重。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有4000多开发设计人员，占整个员工的20%以上。不过，由于引进这些开发设计人员需要花费的各种安置成本很高，所以，该公司主要不是把人才引进来，而更多地把设计中心建立在人才聚集的大城市，诸如深圳、上海与南京等地。假设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都按照这种方式把不同的生产环节配置在不同的城市，那么，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就会进一步得到深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的选择，不是每个城市都会形成每个产业从研发到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很可能是“龙头”在一个城市，“龙尾”摆在另一个城市。而作为“龙尾”的城市，由于有利于实现专业分工的规模效率，依然可以实现收入增长。同时，城市之间有了分工效率，也会增进整体福利。

　　《21世纪》：换言之，东莞的角色就是一个经济腹地，而不应一厢情愿的想着去做一个什么中心之类的？

　　王珺：任何一个城市都想发展每一种增长潜力较大的高新产业，都想做每个产业的创新龙头，能不能做成？关键在于企业的选择。如果企业不选择，即使城市规划确定下来，也不一定能实现。那么，如何观察企业的选择呢？这是在交易活动与企业的要素流动中实现的，这种要素流动与交易活动更多地取决于机遇、发展过程以及自身积累。比如说，巴黎希望自己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科技创新中心，也砸进去了许多钱，但是，受到资本市场以及地方文化的影响，当地企业并不愿意投资更多的钱在创新领域，所以，科技创新的龙头地位始终与其预期有较大的差距。

　　对于一个地区的生产活动来说，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个性化定制与高附加值的品种类型，这也是一种升级。这种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很艰苦，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也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当前的东莞转型升级仍然在路上。从这一点出发，看待东莞的转型需要有一个更加宽容、长远的视角，毕竟它在转型升级方面比全国大多数地区先走了一步，这种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

　　珠江两岸生产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其竞争力

　　《21世纪》：将东莞作为珠江东岸发展模式的代表与西岸相比，也会发现，实际上是交替“各领风骚”：八十年代西岸依托乡镇企业生机无限，九十年代后很长一段时间东莞依托外资风景独好，2008年以后西岸的活力和风头又盖过了东莞，你如何看珠江两岸的这种竞争？

　　王珺：珠江东西两岸的比较，核心是生产方式的差异性。受到距离大城市的区位差异的影响，珠江东岸的东莞模式是“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而西岸是产业链相对完整的企业组织。

　　八十年代，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珠江西岸的企业——这主要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珠江西岸的市场基础好，对市场机会的敏感性很强。当时，国内是一种低收入的短缺经济，老百姓需要的是生活资料与日常工业用品，诸如服装、纺织、家用电器、塑料、饼干与饮料等。在短缺经济下，企业不担心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关键是要获得生产的项目许可与资金、土地与劳动力等资源。如何获得更多的项目许可与资源投入？这就需要突破计划体制的限制，诸如将银行贷款从流动资金转向固定资产投资等，这就带来了日常工业用品生产项目的大量上马，而上马的项目主要是由乡镇企业承担的，在当时既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私营企业。因为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私营企业缺乏合法性。这些因素在珠江西岸率先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因而促进了珠江西岸的率先发展。

　　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重心转向了珠江东岸——一方面东岸离国际市场最近，同时，土地与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比较明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内处于一个加速更大程度开放的进程中，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正处于以信息制造与应用为推动的快速的结构调整期，亚洲的产业梯度转移与调整也在加速推进，所以，多种有利因素的叠加推动了90年代发展重心向东岸的转变。东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快速发展的典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环境从有利变为不利，更多依赖国际市场的“两头在外”模式就变得难以为继了。所以，在国际市场有利的情况下，对国际市场具有更大依赖的地区会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国际市场不利的情况下，更大依赖国际市场的地区就可能比其他地区会缓慢一些，这就是珠江东西两岸“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原因所在。

　　如果再深入观察一下，珠江东西两岸的企业在产业形态上存在的差异。作为珠江东岸代表的东莞有很多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生产着多种多样的产品，但是在产业形态上是大致相同的，即主要是从事加工环节的生产制造，而产业链上的其它业务环节，诸如研发、营销等的投入并不太多。所以，产业链是相对不完整的。这也影响了企业的规模。“满天星星缺月亮”曾经是对东莞模式的描述，这就说明了这一点。目前虽然一些本土企业成长了起来，诸如步步高等，但是与珠江西岸相比，这种格局还没有根本性改观。随着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加工制造也需要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以及向精细化等高端方向发展。但是，这种“两头在外”的加工生产方式也会影响到升级的路径。比如说，在订单与销路被锁定的情况下，企业的技术改造所扩大的产能如何消化？企业提高的设计能力是否会增加订单数量？所以，对于这类企业来说，相对于通过技术更新主动地创造需求来说，被动地适应需求会更突出一些。

　　反观珠江西岸，比如顺德，很多企业家思考的问题是，面临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与需求结构变化，企业怎样才能可持续地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更新设备、需要扩大规模、需要扩充销售力量，甚至需要进入新产业以及需要对高端人才的更大激励等。这些都需要更多地投入。如果自己缺少这种实力，如何解决呢？股份化的制度安排就会应运而生，通过股权设计与规范管理把外部的更多资源动员到企业当中，这就容易推动经理市场的形成，加上一些公司采用的股权与期权激励等，成为外来人本地化的实现机制，诸如美的、万和电器等。正如美的公司创始人何享健所说，技术人才的应用在80年代主要靠本地人，90年代主要靠广东人，21世纪头10年靠全国的技术人才，今后也要更多地吸引国际专业技术人才。靠什么吸引？这些人才，靠的是这种制度激励。显然，珠江西岸呈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企业成长变迁过程，这与珠江东岸有所不同。

　　苏州昆山未必会步东莞后尘

　　《21世纪》：同样是外商投资主导型经济，东莞似乎又和长三角的苏州、昆山不同：东莞是村镇经济，而长三角走上了园区经济，原因是什么？

　　王珺：首先，外商投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目标市场会有所不同：投资东莞，是“两头在外”，加工贸易后再出口；投资苏州、昆山等地，生产出来的产品有相当部分进入了国内市场。其次，发展起点不一样。东莞在八十年代开始引进港澳资本以及外资，以32个镇为单位，比较分散，当时，还没有整合起来办园区的需求与能力。而苏州、昆山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展，一方面总结了广东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是适应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集约化发展的需要，比如说，高起点的整体规划，不能各自为政，而是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于是，园区经济应运而生了。此外，与东莞等地八十年代引进的技术设备相比，苏州、昆山等地九十年代引进的技术设备在设备档次与水平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从产业周期角度看，先引进的地区也是技术更新与转型压力提早来临的地区。再次，两地之间发展的行政主体重心也有所不同，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浙江等地是以县级单位为主，而广东珠三角地区主要以镇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比如说，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集群是浙江与广东产业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是，在浙江，被称为“块状经济”的产业集群是以县为单位的，而在广东的珠三角地区被称为“专业镇”的产业集群则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

　　《21世纪》：显著东莞外向型以境外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出现一些问题，同样模式的苏州和昆山现在还没出现，未来是否也会步东莞的后尘？

　　王珺：苏州、昆山的转型和东莞转型路径会不太一样。苏州、昆山的外资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目的，产品最终要本地化，那么他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从生产环节转向研发或市场营销，是有可能的，因为研发主要是靠近市场的。而东莞更多用的是港澳资本，中小老板居多，资本后劲也有一定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它的转型和成长过程。

　　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要与一些特有因素如社会基础、历史背景、经济条件、产业素质、成长路径结合起来，而不能简单地类比。当然，东莞模式的率先转型升级，这也是一个探路过程，转型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等对后来者会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这也是我们更多地关注东莞模式转型升级的原因所在。

　　外资在华将告别“政策套利”

　　《21世纪》：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区域演进轨迹来看，九十年代中期以前重点在珠三角，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外商投资重点是长三角，上一届中央政府的战略是希望通过天津的开发开放带动北方的发展，但实际上外资并未如预期那样大举北上，如果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外资的投资路径会向哪个方向走？

　　王珺：外资的投资路线问题确实很值得研究，要将其放在国际背景与我国发展阶段下来看。八十年代，中国和国际经济的差距较大，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国内基础设施也不完善，一旦向国际市场开放，虽然有比较优势，但是，体制与基础设施不完善，这需要通过优惠政策加以激励。经过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现阶段的中国已经被视为中等收入国家，2013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6700多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需要扩大开放，不过开放的重点是要解决中国和国际市场在经济运行规则上的对接问题。这种对接是一种规则与秩序的建设，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推进国内的体制改革。比如，上海设立自贸区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探索如何使用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这就是新时期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不是像八九十年代那样各地如何营造政策洼地以吸引外资。

　　在中国越来越重视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外资进入中国也不能更多地着眼于“政策套利”——有政策优惠就来，没有就撤，事实上，这种情况只能适应于赚快钱的外资。同样，将“以优惠政策套利”转向通行的国际规则，也是创建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以及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客观要求。

　　《21世纪》：如果纵向看外资这30年的角色会发现，凡外资进入较早、较多的地方，会激活当地的市场经济活力，尤其是在北方表现非常明显，外向型经济较高的青岛、天津、北京、大连，市场意识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但从外资进入较早的东莞来看，似乎外资也将当地限制在了制造业这个环节，升级动力不明显。如何看得外资的这种似乎矛盾的双重作用？

　　王珺：这是当前很多地方共同关注的问题：即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和本地区发展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从上到下的安排、要求，都非常清楚：在充分利用外资促进本地区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本地区的自主性。一方面这与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战略性的主动调整相关。韩国就是在处理这个关系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事实上，在中国利用外资比较多的地区，特别是一些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外资利用得越多，自主研发能力也越强。这种相关现象是比较普遍性的。因为利用外资既有利于对方发展，也可以在为外资提供配套服务的过程中延伸拓展自己的营商环境，以外资为参照系，渐渐形成自主发展的体系。所以，外资企业较多的地区，民营企业也是有活力、有规模的。这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促进发展的逻辑。因此，转型升级也需要在扩大开放与利用外资中积极推进。（编辑 刘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