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促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77次提到了 “改革”，透示出政府工作的主旋律。“改革”成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但“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点多面广，如何深入理解“改革”的内涵？为何必须进行“改革”？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

　　中国经济时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77次出现“改革”说明了什么？

　　赵昌文：李克强总理77次提到改革，说明了改革的重要性，甚至其重要性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虽然不同发展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不同,但其对发展的重要性从来都不曾降低。强调改革，是因为当前发展面临的复杂性，决策的难度越来越大。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带来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因此，解决治本的问题，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当然，改革只是手段，目的是推动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更强、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民生更加改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等等。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实现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升必须进行改革？

　　赵昌文：长期以来，我们的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主要是依靠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包括劳动力、土地等。当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处于较低阶段的时候，生产要素相对丰富而且价格较低，获得技术相对更容易。因为外国不认为给你技术会对其构成竞争，彼此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加之市场需求所产生的产业本身的发展空间大。所以，哪怕是发展方式相对粗放、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相对较低，也能够推动产业和经济的较快增长。

　　但是，等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之后，难度就越来越大了。一是从供给方面讲，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越来越高。二是从需求方面讲，现在很多行业产能过剩，需求和供给失衡了。可以打个比喻，就是“地板”越来越高，“天花板”并没有相应增高甚至反而越来越低，企业相当于在夹缝中生存，很多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在下降，企业的整体效益在下滑。究其原因，除了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的需求不足之外，主要还是我们的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优化结构，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为什么能够使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升？

　　赵昌文：人们会有一个疑问，过去劳动力、土地很廉价，使企业成本很低，现在通过改革，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要素价格有可能上升了，企业的成本不是更高了吗？实际上，这要算不同的账。多年以来，一些企业之所以出现非理性投资，包括投资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资源的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可以随便以低价甚至零地价拿土地给企业，把公共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使得企业甚至不会在意项目本身的收益如何，而更重视土地资源未来升值的空间。如果通过改革使土地等公共资源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依靠“资源套利”而生存与发展的企业就会越来越少，而那些具有更好技术、产品和市场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则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那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就会理性投资，结构会更加优化，效益会更加提升。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了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的问题。

　　还有一个方面，结构调整优化关键靠什么？目前，我国整体技术水平与国外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过去随便可以拿来的技术现在越来越难了，特别是国际前沿技术根本不可能，只有创新才有出路。促进创新，关键是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要素流动起来，实现优化配置，这只能靠改革。

　　另外，企业的产品质量能不能进一步提升，与是否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熟练的产业工人有关系。德国为何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为何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企业？原因自然很多，但与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有直接关系。由此看来，中国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也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这就涉及到了教育体制的改革，需要改革和加强职业教育，特别是能够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年轻人会选择职业技术院校，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已经存在的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也会对整个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上述几个方面只是一些重点领域，如果通过深化改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有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有一个不断适应产业升级的教育体制，就会从根本上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进程，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经济时报：国企改革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在过去的十年间，“国进民退”成为许多学者和民营企业家的基本判断，您怎么看？

　　赵昌文：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从国有企业的户数、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从业人员、税收等指标的占比看，改革开放以来，包括近十年来都是在下降的，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情况。之所以会有“国进民退”的看法，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2003年以后，由于国资管理体制从过去的“九龙治水”实现了统一，加之与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周期高度吻合，从而使得国有经济获得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国有企业效益的提升非常明显。

　　二是国有经济在一些行业特别是自然垄断甚至是行政垄断的行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上述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也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比如，2013年，前10名具有垄断特征的国企利润总额为9701亿元，分别占全部央企和所有国企利润的 58．3％和40．3％。

　　三是国有企业在一些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行业不断有新的扩张。比如在房地产领域，经常有“地王”和“楼王”诞生于国有企业，尽管房地产业属于这些公司的主业；又比如在水泥、船舶、铝冶炼行业等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国有资产总额2012年比2003年分别增长了5．3倍、3．9倍和2．9倍。

　　四是一些地方存在着以行政手段主导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的情况。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国企改革都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曾经的改革成就了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今后，若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特别是结构不断优化、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的话，国有企业必须继续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国有企业改革为何会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赵昌文：毫无疑问，改革的本质就是促使国有企业占有的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更强、效率更高。无论从宏观上的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调整，还是微观上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提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此外，混合所有制也有利于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有以下几点：一是管资本为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过去是管人、管事、管资产，实际上是做“婆婆”，虽然管住了，但把国有企业管死了，失去了活力，效率低下。现在管资本，把“婆婆”变成“老板”，把资本管好，不管企业本身，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二是根据不同的定位和功能完善国有资本布局。在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要继续保持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具体可以通过组建若干具有战略性目标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来实现，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动态调整；其他所有领域的国有资本完全定位于以财务目标为主，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现更高的收益并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全民共享。三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两类公司”成立并开始有效发挥作用，国有企业层面必须按照 《公司法》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按市场化的方式选人、用人、管人。四是发展混合所有制。除了前面提到的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行业的国有企业都可以搞混合所有制，可以是国有资本控股，也可以是非公有资本控股。混合所有制是不同性质的资本在一起，互相制衡、互相约束，公司治理机制得以改善，配置效率就会提高。

　　总之，不要局限于国有企业本身来看国企改革，而要放在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来看，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未来形成新的经济驱动力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