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文功能类国企是上海国资发展核心

　　作为最先发布新一轮国资改革意见的城市，上海今年的国资国企动向一直颇受关注。

　　3月11日，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从短期来看，上海需要对国资国企进行进一步梳理，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不同领域也要进行具体分类，而从中长期来看，功能类企业应成为重点。

　　杨建文透露，目前上海国资委正要求每个集团公司在3月底将改革的相关意见反馈形成报告，包括改革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市级层面将做整体设计，和企业治理目标结合，形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

　　《21世纪》：有消息说，“两会”之后上海的国资改革速度可能会加快，您怎么看今年上海国资改革的重心和突破口？

　　杨建文：上海在去年发布国资改革“二十条”之后，今年的主要工作是政策落地，落地主要包括两块：一是分类管理有对号入座的问题，二是不同企业面临不同政策制度条件和管理方式，在新条件下，企业怎么做的问题。

　　从短期来看，上海国企以产业公司为主，大多数可归为竞争类企业，这类企业此前说政府只管三个人，现在进一步减少到只管两个人，其他都由市场决定。

　　中长期而言，对于功能类的企业培育非常重要，这一块应成为国资国企的发展核心和重要内容，它的作用不是体现在产业上，不是盖多少工厂，而是体现在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作用正是通过功能类国企实现的。

　　目前，国资委正要求每个集团公司在3月底将意见反馈形成报告。市里已经做了整体设计，和企业治理的设计目标结合，这就形成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结合。

　　这项工作各个集团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做这个工作时，势必会涉及到接下来几年企业的考虑，这和“十三五”有联系，所以这两个要结合起来。

　　《21世纪》：在落地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企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杨建文：一个集团公司，其主业可能是竞争类的产业，但它承担了其他社会民生福利有关的事，在现有制度条件下，企业要对此进行选择。

　　重组和剥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两种方式，但并不意味这把相关的产业剥离出来集中在一个新的企业就是好办法，举个例子，把公司的营业部门剥离出来组成营业公司，能搞得起来吗？

　　此外，强调落实的过程中有很多具体复杂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权力机构和利益结构重新调整的问题，这块阻力更大，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很难通过细则来规范，每个企业情况有不同。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和复杂，同时这个问题又很重要，是避不开的。

　　《21世纪》：现在所制定的国企上缴比例为2020年达到30%，有国企高层认为这一数字太低，甚至可以达到50%，这是否意味着更进一步的改革？

　　杨建文：这和改革有关，但不是改革的要求。实际上，这是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要求，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内，前一时期政府债务上升的势头比较明显，债务上升势头和我们对土地依赖的逐步减弱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下，政府还要做很多事情。

　　税收目前正在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时间，而土地变现方面限制多，社会压力大，本身资源有限。这种情况下对国资的要求和责任客观上是在增强。这种增强体现在两种方式上，提高国资收益的上缴率就是其中之一，但是30%合理还是50%合理，不能简单判断，取决于财政收支平衡的差额的幅度、问题尖锐程度以及要协调的需求。不是你说30%，我说50%就更改革，没有这么简单。此外，还需考虑上缴比例对于国企和民企竞争的影响。（编辑 吴红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