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今年经济不会“硬着陆” 中央改革决心空前

专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今年经济不会“硬着陆”中央改革决心空前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关注热度有所下降，外界更期待看到本届“两会”将传达出决策层怎样的改革决心。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规划出改革蓝图，而一系列问题也将与改革迎来正面交锋——究竟经济的再平衡与改革之间关系几何？改革的时机与节点又会怎样安排？《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与国研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看他们如何看待上述问题。
    2014年经济增速或再降
    NBD：您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怎样一个判断？
    张卓元：社科院的宏观经济分析大概GDP增速是7.5%，固定资产投资在19%左右，PPI继续为负值，起码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个人认为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2013年全年GDP增速是7.7%，2014年估计比7.7%还要略低一点，但是我认为也不必太悲观，不会出现外国个别人士判断的“硬着陆”。因为毕竟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还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展的潜力，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我想7%左右的增速能够维持一段时间。
    余斌：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不会太高，制造业实际上已经是连续两年投资增长大幅度下降，产能过剩、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使制造业增长出现明显滑坡。
    同时，在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再指望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能够达到很高水平。整个投资的增长有可能会下降到18%左右。
    NBD：在经济下行中进行改革会不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余斌：从就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下降到7%左右，对就业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会不会带来就业状况的明显恶化呢？回答是否定的。10年以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我们需要1500亿元的增量，而2013年，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它的增量接近6000亿元，一个百分点和10年以前相比差不多是4倍的差距。
    再加上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服务业1万亿元的增加值创造的就业跟第二产业相比，要多30%。从这个角度来看，GDP增长速度出现一定的下降，对就业并不构成压力。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经济增长适度放缓，处在7%左右甚至是略低于7%的水平，对中国来说并不构成大的风险或者挑战。
    经济再平衡唯望改革
    NBD：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危机？
    余斌：从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2012年经济增长下降，到三季度达到谷底，政府采取“稳增长”的措施，踩了一脚油门，仅带来了四季度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回升，（2013年）一季度马上转入下降。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二季度是谷底，同样政府采取新一轮的“稳增长”措施，又踩了一脚油门，又是三季度一个季度的回升，四季度再次出现下降。
    此外，经济增速下降的后果，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再加上我们是处在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民生类支出大幅度上升的时期，一方面收入增速下降，另一方面支出刚性扩张，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张卓元：2004年到2007年的超高速增长，大起之后没有大落来实现再平衡。像我们1992年大起以后，后面连续几年落到3%的水平，这样的话，实现了经济的再平衡。我们现在严格说来大起有了，但是再平衡还没有很好实现。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我想是不可避免的，也许7%左右，甚至稍微略低一点，这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
    现在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提前发展、新增的贷款和社会融资的总规模越来越高，同时利率却在走高，这是很不正常的。近两位数，甚至超两位数的利率水平，加上劳动力价格上升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大。还是要靠改革来找出路。
    改革决心空前
    NBD：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显然需要改革，但出发点是什么？阻力在哪？
    张卓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还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还是深化改革，如果不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很难实现，市场的决定作用也很难发挥，政府本身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按照设想，中央政府主要是搞好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讲了四个职能：提升公共产品、加强市场监管、做好社会管理和保护环境。
    这些职能能不能够很好地发挥？我总觉得政府的改革困难，比如说去年下半年，政府怕GDP下滑得比较厉害，靠政府投资、经济投资来抑制经济的下行，实际上还是政府主导，说明政府改革的重要和困难。
    余斌：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速，或者中高速这么一个转换的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金融危机的方式来强迫市场转型。
    实际上，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是一种被动的、振动很大的调整，它强迫你经济调整到一个新的水平上。而改革是我们的一种主动调整，通过深化一些相关领域的改革，从而让已经积累的风险能够有序得到释放，而不是进一步积累，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重大的波动。
    NBD：改革的优先顺序您怎么看？
    余斌：《决定》说到2020年我们要完成决定所提出的改革任务，这里有一个优先次序问题，我们究竟应该优先改什么呢？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把那些具有明显增长效益的改革放在优先位置，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
    哪些领域能够释放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如三中全会的《决定》讲了，推进水、石油、天然气、店里、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就是把技术产业领域那些不具有垄断性的环节放开准入，通过竞争来提高效率，优胜劣汰，降低成本。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些领域的改革，一方面能够让我们的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另外一方面能够有效应对短期经济增长下降的负面影响。
    张卓元：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些方面进展得也比较好。虽然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改革为重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效果最大的还是中央 “八项规定”，这些是党的建设制度，效果很明显，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央的权威，对经济改革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NBD：目前我国改革的成效和决心究竟有多大？
    张卓元：这次三中全会的 《决定》跟过去最大的不同，这次是全面改革，是五位一体的改革，坚决落实。在文件起草一开始就计划这些改革措施是要落实的，而且在计算有哪些改革的举措，甚至这些举措将来谁来执行。
    现在已经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成立了中央改革办。我记得2005年、2006年我们有几次在中南海开会，曾经向总理当面建议过，希望能够恢复像体改委这样的机构来推动改革。现在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具备极强的权威性，增强了大家对于中国的经济能够在改革推动下稳中求进的信心。今年中国在深化改革方面，我想会逐步动真格的。
    要克服当前宏观经济的困难，特别是避免今后更麻烦局面的出现，我想要靠改革，只有改革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2014年在改革方面能够逐步向前推进的话，中国宏观经济会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