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两孩”浙江未现井喷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浙江开始正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第二天，浙江湖州的陈丽（化名）通过新浪微博看到了新华社发布的“浙江单独夫妻生两孩需提交7材料”，其中最后那句“现已怀孕，并在6月30日前分娩的，需抓紧办理，相关部门将简化审批手续，不罚款”，着实让她激动了一番。

　　陈丽当时已经怀孕6个多月，并且这是她第二个孩子。现年32岁的她已经有一个3岁半的儿子。陈丽的老公是家里的独生子，而她自己有一个同胞姐姐。怀第二胎，一家人的愿望是想再要一个女儿。

　　“我其实早就在关注这个政策，总算让我等到了。”陈丽回忆说，她当时第一时间叮嘱丈夫准备齐材料去找了街道的妇女主任，两天后又叫丈夫去问了问进展，得到的反馈是“妇女主任已经把材料都拿去计生办，计生办的人说把材料放他们那儿，我们这边市政府第二天针对这政策开会，落实了马上帮我办”。

　　有了这句话，陈丽心里乐开了花。她后来还上网把这好消息发帖到了长期“泡”的母婴论坛，在这个论坛里，陈丽结识了一大批已经怀了二胎的“姐妹”，有些也是浙江的，看到她的帖子都讨论怎么办手续，有的不是浙江的，所在地还没开始执行“两孩”政策，也只有羡慕的份。

　　“我记得当时还有几个人有顾虑，怕我们这种已经怀了孕的情况去申请，是自投罗网。我跟另外一个金华的，已经交了材料，还给她们开导。”陈丽说，”现在就是等着准生证了，新闻里已经都有人拿到了，我们估计也就这一两天的事。”

　　舟山破冰

　　陈丽所在的浙江省，是“单独两孩”政策最早执行的省份之一，自今年1月17日正式开始实施。

　　据浙江省人口计生委宣传处处长徐文平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30年，群众生育观念发生整体性变化。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2010年开始，浙江省老年人口规模进入快速增长期，人口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因此，有必要在全国率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早在去年11月，辖属于浙江省的海岛城市—舟山，在全国率先“破冰”，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已为浙江在全省范围内调整生育政策探路。

　　“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浙江全省前5年，每年符合二胎生育标准可出生的孩子，大概是10万人/年；后面5年，大概是8万人/年。”徐文平给了一组数据对比，而“目前全省每年净增人口20多万(出生率大概是10/1000，死亡率不到5/1000)”。这是浙江大胆实行“单独两孩”政策的数据基础。

　　政策实施一个月，数据显示像陈丽这样积极生二胎，甚至“抢生”二胎的情况，并不是主流态度。根据目前的数据，“单独两孩”落地一月，浙江总共2422对夫妇获批生“两孩”，其中最早试点的舟山，3个月下来申领准生证的据粗略统计不到300人。“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省没有出现‘井喷现象’。所以根据这个趋势看，接下去总数还不会太大。”徐文平评价说。

　　浙江省内比较热情的地区是温州市，这与当地家族意识强烈，以及“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需要男性外出经商养家糊口的历史相关。根据温州当地《温州商报》的数据，从1月17日截至2月17日一个月，温州全市共有1203份申请，338例已获批，数据高于其他地区。不过，当地计生委认为“当前的申请人数并未超过预期”，新的生育政策不会对温州市人口数量产生太大压力。

　　目前浙江省所表现的“未井喷”现象，也进一步印证了早前人口学专家有关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率不会强烈反弹”的预测。

　　人口学专家、北大人口所教授陆杰华表示，江浙宁波、无锡、苏州、镇江等经济较发达城市，近年来人口出生率较低，亟待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支持新城建设，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浙江大学政策仿真研究室的研究分析显示：目前，我国各省的实际生育水平，中部最高，为1.579；西部其次，为 1.514，前两者都属于中度低水平；东部更低，为1.368，属于深度低水平；东北地区最低，为0.891，已处于极度低水平。

　　浙江大学人口所尹文耀研究员早前分析称，有可能引起政策性反弹的重点在计划生育基础较好的城镇和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可能引起非政策性反弹的势能已基本释放;中、西部农村年轻一代妇女多胎生育比例平均只有4.12%。“生育政策调整完善过程中的生育率反弹可通过渐进式策略有效调控，不会引起生育率大幅强烈反弹”。

　　“老二”的代价

　　浙江省“单独两孩”细则披露后，针对“已抢生两孩者不罚款”的做法，引来了舆论一致好评。这一细节被不少网友称为“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政策的人性化”，也有媒体发表评论称，浙江省的这一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陈丽显然是这一政策的受惠者之一。她说，像她这样有意愿生二胎的人，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前，往往会生得很不容易。“我姐就是这样，她先也生了个儿子，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也还可以，所以决定再生一个。”陈丽同胞姐姐一家是提前托朋友联系了中介，打算将孩子生到香港。

　　“在香港生产，医院规定必须有2次产检记录。怀孕3个月的时候，她就去香港医院建档案和做产检，而平时的产检就在我们当地的医院做。后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她就住到了珠海一个亲戚家里。临产前一周，她坐了1个多小时的船来到香港并住进当地医院。挺着大肚子跑那么远还是累得不行。生产后3天，医院就要她出院。她又马上抱着孩子坐船回到珠海，在亲戚家坐月子。”陈丽介绍说

　　“去香港生二胎，人辛苦不说，费用也不少，总共加起来花了十多万元。”所以当陈丽自己决定生“二胎”，她不打算走她姐姐的老路，“因为孩子是香港户口，将来我们肯定不会让她去香港上学，在浙江上学还是会很麻烦”。如果没有“单独两孩”政策，抢生了二胎的陈丽一家，原本打算是“罚款”。

　　“超生罚款”，又叫“社会抚养费”，前不久因为著名导演张艺谋超生被罚款748万的新闻而引起轰动。2002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57号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对征收社抚养费问题作出了规定。

　　去年7月，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有水曾致信31个省份的计生、财政部门，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收支、预算等相关信息。吴有水只收到了17个省份的2012 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共计165亿元。其他14个省份或不予回复，或直言不能公开。至于支出情况，没有一个省份愿意公开。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违反计划生育法规政策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照统计 部门公布的当地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定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具体比例为，多生一胎的，按照2—4倍征收，夫妻双方加起来就是4到8倍。多生二胎以上，按照前一胎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

　　根据陈丽了解到的情况，“我听到的罚款数据差距非常大，有说几万、十几万、二三十万的，也有听说像温州那些地方有钱老板罚款100多万的。这个其实还要看自己家里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就可能少罚一点。”

　　生还是不生

　　更多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人，实际上因为经济压力而选择了不生。

　　“我觉得能把一个孩子养好，也已经不错了。”杭州萧山地区一位任姓女士说。她有一个12岁的女儿，每个月6000块的收入基本都得花在孩子身上：吃饭、上学、零花，还有一大笔的支出是孩子要上芭蕾课和英语外教班。“其他家里还得给她存一些钱，准备将来上大学用。”

　　任女士觉得，“两个孩子好是好”，但是自己家里的经济能力可能养一个孩子更好，“能够更好地满足孩子的愿望，好好培养她”。

　　“事实是，中国人心理上对家庭、孩子以及未来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位政策研究员尼古拉斯·爱博斯塔特曾经在彭博社的采访中这样分析过，“像亚洲其他的国家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一样，中国大陆不可避免地趋向于低生育率。”

　　而任女士说的“经济能力”，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浙江，以及其他已经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地区申请人数并未“井喷”的现象，甚至为何中国开始趋向于低生育率。

　　“像日本、韩国这些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人也秉承着期盼孩子将来能够成为成功人士的愿望。”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社会学教授王峰（音）说，“中国的父母培养孩子成功的方式，就是只生一个，然后倾尽所有投资。”

　　去年，一个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的微博曾在网上热传。这个排行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北京，生育成本是276万元，需要夫妻二人不吃不喝工作23年以上。 也是在这张榜单之后，新浪发起了一个网上调查，参与调查的900网民中有超过一个半的人说“不会要第二个小孩，因为经济压力太大了”。

　　此外，照顾第一个孩子的情绪也成为一些家长选择“不生二胎”的原因。浙江地区“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后，就有新闻爆出，父辈兄弟二人，弟弟家里，爸爸妈妈问大娃：“我们再生一个小朋友好不好？”10岁女儿表情冷淡语气无所谓：“随你们便。”父母因此被孩子的态度弄得瘆得慌。

　　而大哥家里，爸爸妈妈问大娃：“我们给你添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好不好？”13岁儿子心不甘情不愿地想很久：“那他会不会跟我抢荷包蛋吃？”看着儿子老大不乐意，爸爸妈妈思忖多日，跟他说：“我们决定不生弟弟妹妹了。”儿子含泪说，“谢谢爸爸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