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庄镇土地合作社“愁钱”

    每一次宏大的历史变革的前夜，总有人扮演探路者的角色。2008年，张凯华等8个枣庄市山亭区农民联合成立了徐庄镇土地合作社，成为了中国新一轮土地改革的探路者。
    当时，他们面临的是实行了三十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旧有的土地制度下，农田被一家一户所分割，致富无望的青壮年纷纷涌入城中打工，老人、妇女成了种田的主力。由此，规模小、效益低成了中国农业急需破解的难题。
    五年来，张凯华等人共流转了三千多亩耕地，尝试着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生产。在政府的帮助下，徐庄镇土地合作社第一个在中国获得了工商注册，入社农民第一次拿到了政府发放的土地使用权证。另外，徐庄镇还设立了国内第一家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所。
    2014年，是新一轮土地改革全面实施的一年。如今，合作社当初遇到的困境已迎刃而解，新的难题却接踵而来。张凯华坦言，土地改革的难度远远超出当初的设想。
    旧的矛盾
    “旧有的土地制度延续了几十年，要想尝试突破，就像是一叶孤舟驶进了沼泽，处处遇到阻力，时时需要投入。”谈起这五年探索的经历，张凯华如是说道，当初成立合作社时只想到流转土地、规模化种植，成本低、产出大、效益高。可实际上，种自己家的三亩地与种5个村的三千多亩地，情况完全不同。
    徐庄镇是枣庄的一个贫困的山区，人均耕地仅有6分、户均不足3亩，在枣庄乃至整个鲁西南地区的“人—地”矛盾最为突出。
    当地人在家种粮，一年收入仅有三千多元，但如果外出打工则最少可赚两万。当守着几亩薄田仅能维持温饱、无法致富时，青壮劳力纷纷外出打工，种田的多是妇女和老人，效率和产量越来越低。甚至出现了个别土地撂荒的现象。难怪有人说，在现行土地制度下，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规模小、效率低已成为当今困扰中国农业的最大症结。
    不过，张凯华却从中看到了蕴含的商机。2008年7月，他与7名村民共同创办了徐庄镇土地合作社，希望从土地中挖掘隐藏的财富。
    张凯华坦言，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将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通过种子药肥统一采购来降低成本，利用大型农机具进行规模化种植。这样，既能解决土地撂荒的问题，又能提升种田效率、利润，外出打工的农户也多了一份稳定的收益。
    可是，在实际运营中张凯华却发现，许多始料未及的难题一个个冒了出来。
    规模化种植必须流转到连片的土地，可总有个别农户不肯流转导致大型机械无法使用。张凯华介绍道，最初，一部分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合作社是“土地贩子”；一部分人是村中年纪较大的长辈，不管费多少口舌、出多少钱，他就是不愿放弃种田的生活。
    一家一户种田时，购买种子、农药、化肥只有数百元，可种大片土地成本却需要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资金；单个家庭耕作，村里有的人家还用牛耕人推，规模化种植则要购买数十台农业机械；分散经营时农民灌溉肩挑背扛，集中生产时必须兴修水利设施；自家种地个人不计成本，管理数千亩土地则必须花钱雇人。
    与张凯华一起设立合作社的都是普通农民，土地少、收入低，8个人只能凑出4万元的注册资金。中国法律规定，农村的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不能转让、继承和抵押。尽管合作社流转了数千亩地，却无法从银行获得一分钱抵押贷款。
    所幸，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徐庄镇土地合作社第一个在中国获得了工商注册，入社农民第一次拿到了政府发放的土地使用权证。同时，徐庄镇还设立了国内第一家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所。“徐庄模式”的“一证、一社、一所”不仅为农民土地确权，使之放心流转，建立公开的土地市场，提供了交易平台，还为合作社贷款，盘活“沉睡的资本”提供了可能。五年来，徐庄镇合作社不仅从土山、柿行、前徐、湖沟、红石嘴5个行政村流转到3540.4亩土地，还以土地使用权证作抵押从农村信用社获得了100万元的贷款。
    徐庄镇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所所长高崇銮介绍道，五年来仅徐庄镇采用这一模式建立的合作社已有21家，土地流转交易4.36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28.6%。这使得原来分散在农户的土地流转集中、规模化种植，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难题得到了缓解。
    新的困境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必然要达到一定规模，规模化则须有大量资金的投入。随着土地流转的越多，张凯华很快就发现，资金不足已成为合作社最大的瓶颈。
    新一轮土地变革使得过去的家庭生产与现在的规模化种植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些变化又悉数投射在的资金链条上。张凯华估算道，合作社一年运营需要300多万元，仅凭100万元的贷款与自身10%的利润滚动发展，合作社的资金捉襟见肘。
    眼下，春耕季节即将来临。“种子八九万、农药十万、化肥三四十万元，总共需要近60万元的资金。”张凯华细数道，农业投入大、见效慢、资金回笼期长，这几年他多数精力都耗费在资金的辗转腾挪上。
    正是因为资金短缺，近三年来这一合作社始终没能扩大规模。“徐庄模式”在当地推广后，不断有农户希望加入，可张凯华却不敢接受任何一户的申请。尽管在他心目中，合作社理想的规模是流转万亩农田，可“每增加几十亩，就需多采购一份农资、添置一台农机，合作社目前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他说。
    合作社许多投入是根源于原有分散经营的农业体制。上个世纪80年代初，徐庄镇每个村庄都曾建有农用沟渠，但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分散的经营使得水利设施大都被废弃、毁坏。然而，数千亩土地种植不能没有水利设施的保障，合作社不得不花费数十万元投资修建了地下水道、公路等水利保障设施。
    以前，每户只有两三亩地，无论是村集体还是农户家鲜有农业机械，规模化种植逼迫着合作社只好花费50多万元购置了收割机、拖拉机等十多台农机具。
    很快，农信社发放的100万贷款被花光，可其他银行却拒绝放贷。据悉，徐庄镇21家合作社只有6家获得了贷款，新近成立的6个家庭农场则没有一家能从银行那里融到资金。
    为了提升农业收益、保障资金链，合作社不得不放弃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转而全部种植收益更高的果树。可种植果树却需要至少五六年的成长期。
    政府推动土地流转、规模化生产，初衷是保障粮食安全。可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全国多个地区采访时发现，由于流转成本较高，合作社、家庭农场普遍种植蔬菜、水果等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张凯华坦言，合作社承诺给农户每亩保底收益是600斤小麦和600斤玉米的折价款，另外还有600元的利润分红。如果全部种粮，合作社几乎无利可图。
    张凯华也在筹划组建加工厂，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目前，合作社投入了260万元建起了厂房、购置了设备，可多数时间加工厂却处于闲置状态。原因在于，农产品要想进超市，不能只加工自有原料，还要大量外购，保证连续供应。可合作社却苦于资金短缺，无法采购原料只能眼看着设备闲置。
    为了合作社正常运行，张凯华已向亲朋借了30多万元，甚至连“老婆的零花钱”都用在了生产上。无独有偶，淄博第一种粮大户王勇生因流转了1611.9亩耕地遇到了资金难题，只好抵押家里的汽车、房子筹款，整天“愁”资。
    枣庄市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一份报告中显示，土地改革两年多来，真正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证抵押担保放贷的只有农村信用社一家，放款额度也没有按照评估值的1/3，实际放款额度只有6%。土地改革迫切需要金融政策的突破。
    土地改革被作为城镇化的先行与起点，承载着城乡一体化重担。枣庄市山亭区政府一份深化土地改革的报告中表明，当地政府正酝酿探索“以土地分红权换社会保障权，以分红收益撬动金融资本”的小城镇建设模式。其中规划，“当地政府计划由财政出资，注册成立城镇建设投资公司，同时吸引农村土地合作社社员分红资金，打包捆绑使用，加强城镇建设……如果有1万人住到小城镇来，每人每年1000元分红，这就是1000万元，10年就是1亿元，20年就是2亿元。有了这些资金投入，就可以持久地解决好小城镇建设的投入难题。”
    不过，以土地流转推动城镇化的改革，首先要求最为基层的土地流转主体有着稳健的经营。
    徐庄镇经管站站长高崇銮认为，目前许多土地流入方普遍面临着基础设施较差、投入风险增大、扶持政策较少等困境，亟需政府在土地、金融等诸多政策方面予以帮扶。
    他举例道，有的合作社流转土地后却发现，建设农产品加工厂、晒场、仓库却没有农村建设土地指标，无法延伸产业链条。再如，合作社多了，政府应加强对管理者的培训。毕竟，以前他们都是农民，从种几亩田到管理上千亩地、建加工厂，规模大了，风险也大大提高。
    2013年12月，流转了1090亩土地的枣庄银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长宝因为农业投入大、风险高、经营不善，最终资金链断裂，被迫跑路。